红色路口之源
——路口村首任村支书陈兴桂的革命历程
文 本刊编辑部整理
导读：
路口村碑记记载：路口村从二战时期直至惠安解放都是地下党的活动据点，1983年8月12日，被福建省政府确认为老区基点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路口有大批村民往厦门谋生，受革命浪潮的推动，许多人投身革命，其中先进分子先后加入共产党并成长为骨干，他们在为革命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同时也在家乡播下了革命火种。1930年5月，陈兴桂在路口村成立了党支部并任书记，建立了青年俱乐部，办农民夜校，组织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
1930年秋，震撼八闽大地的“惠安暴动”，路口时武装起义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路口成为当时革命烈火最炽热的村之一。
本刊特地就路口革命起源进行了一番探究，对“红色路口之源”进行了专题梳理。
缘起厦门
鸦片战争失败后，厦门沦为五口通商口岸，1843年11月2日，厦门口岸正式开埠，成为继广州之后的中国第二个开埠的口岸。开埠后，殖民主义把厦门变成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重要口岸。再加上当时福建地方军阀分割，闽南一带兵匪劫掠，抓工派款频繁，逼得民不聊生。许多百姓纷纷逃离家乡，到厦门这样的城市里，在外国人开办的商行、洋行、株式会社或者工厂里当雇佣工人，或给洋人、洋买办当家仆或杂工。
惠安县涂岭镇路口村，因为人多地少，难以生活，当时有近一半的人到厦门谋生，多聚集于鼓浪屿。当时鼓浪屿，驻有13个国家的领事馆和汇丰银行等，许多路口村村民或给领事馆当花工、当伙夫、当杂工，或在鼓浪屿谋个小差，苦度生计。
1917年，在这些人群中，多了位来自路口村的15岁小伙子陈兴桂。陈兴桂，1902年生，8岁丧父，15岁丧母。1917年，迫于生计，15岁的陈兴桂随着同乡周憨九来到厦门鼓浪屿谋生。
去鼓浪屿谋生，似乎是路口村村民早已习惯的一条谋生之路。5年前，陈兴桂的发小、他的表兄，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10 岁的苏发全也跟随父母从路口村来到鼓浪屿。迁居厦门鼓浪屿港仔后，苏发全和父母一起为鼓浪屿租界的洋人种花、种菜、洗衣、干杂活。
翻看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厦门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书，可以清晰地了解，当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厦门，英、美、日、德、法等国先后侵入，倾销原料，开办工厂。厦门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诞生了。这些工人，有的来自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有的来自失业的水手和舵工以及被迫返回故土的海外华工。一段时间，厦门也是福建省华侨投资、振兴实业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据 1916 年北洋军阀农商部的统计，当时福建的近代工业工人为20636人，而厦门工人占福建全省总数的一半，产业工人已经成为厦门社会的一支强大的阶级力量。
近代的厦门，始终是革命的活跃地区。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胜利一个月后，厦门革命党人就发动起义，举事，宣告厦门光复。“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厦门学生积极响应，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
期间，更有陈嘉庚、陈敬贤兄弟怀着教育救国的热忱，于 1913年创办了集美小学，后来又陆续创办了师范、中学、水产、商科等学校，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陈嘉庚兄弟二人在办学过程中规定，师范部学生的学费、住宿费、膳食费均免，被帐也由学校提供。这种开明民主的办学方针，为贫苦的工农子弟敞开了学校的大门。当时，闽西南、粤东一带贫苦家庭出身的有志青年纷纷涌向集美。罗明、罗扬才、杨世宁、李觉民等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进入集美学校师范部就读的。当时，陈氏兄弟十分重视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知识，对各种新思想、新知识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这其中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罗明、李觉民、罗扬才等穷苦学生就是在集美学校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新思想的。
当时，厦门虽然还没有共产主义小组，也没有共产党员，但已有先进的知识分子。1923年，厦门大学在映雪楼下设立了阅览室，购置了《中国青年》《中国工人》《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和马克思主义书刊，供师生阅读。学校还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供学生选修，其中有专门讲解马克思主义有关学说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地方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并得到发展。中共厦门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
1924年5月，集美学校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压制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和开除学生行为，举行罢课和请愿活动。为压制学生，学校宣布提前放假，并限令学生一周内离校。学潮后，进步学生罗明(原名罗善培)被迫离校回家。回家途中在汕头，罗明与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他在潮州金山中学的老同学兰裕业相遇。兰裕业当时已经是共青团广东区委候补委员。听完罗明介绍了厦门集美学潮的情况后，兰裕业即以共青团广东区委领导人的身份，着重向罗明介绍了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并向罗明提出了回厦门进行革命活动的要求和具体活动方式，双方建立了通讯联系。从此，罗明开始接受共青团广东区委的领导，并奉命返回厦门创建共青团组织。
1925年6月中旬，共青团广东区委候补委员兰裕业以国民会议促进会代表的身份到厦门集美学校。在他的指导下，进步学生李觉民、罗扬才、刘端生等 7 人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并在集美学校师范部成立了厦门地区第一个共青团支部。
1925 年11月，共青团员、厦大学生罗扬才到广州参加广东地区学联代表会。会议期间，由罗明和当时的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杨善集介绍，广东学代会中共支部吸收罗扬才为中共党员。1926年1月，李觉民作为厦门市国民党党部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议期间，杨善集和罗明又作为李觉民的入党介绍人，将李介绍给国民党“二大”的中共支部，由大会支部吸收李觉民为共产党员。为尽快在厦门地区建立党组织，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派广东大学学生、中共党员罗秋天转学到厦大读书。就这样，厦门拥有了 3 名中共党员，经中共广东区委批准，1926年2月，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在厦门大学的囊萤楼正式诞生，罗扬才为支部书记。1926年春，罗明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托，回厦门协助发展厦门党团组织，同年4月，中共厦门特别支部成立，阮山任书记。
厦门的现代革命史由此揭开。20 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厦门曾是福建省的革命指挥中心，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和军委机关都曾设在厦门(上述内容，参见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厦门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当时的集美是厦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点基地，更是党团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域。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自然而然地影响着已在集美农林学校读书的苏发全。心向革命的苏发全很快成为了共青团厦门支部的组织部长。
据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集美校友总会、集美学校委员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集美学校校友名人录(第一辑上册)》记载：苏发全，福建惠安人。1902 年生，少年时迁居厦门，后就读集美师范学校，接受进步思想，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7 年，苏发全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最严重时，奔波于厦门、集美、同安、漳州一带，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和罢工运动，组织“共励社”(后更名为“同励社”)，成立“赤色工会”，传播革命火种，还署名“苏文英”，为当时秘密刊物《红旗》《烈士》《少年先锋》等撰写文章。在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工作期间，苏发全刻苦学习印刷工艺，负责编印、校对党内外文件、期刊、传单等任务。他还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4月，鼓浪屿乌埭角的省委秘密印刷所被敌人破获，苏发全受牵连被捕，他始终坚贞不屈，同年7月被秘密杀害。
在由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厦门市民政局、厦门市档案馆1991年合编的《厦门党史画册》第67页，赫然刊登着年轻的苏发全烈士的照片与事迹。
苏发全的革命倾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发小陈兴桂。陈兴桂到鼓浪屿不久，就在日本领事馆当杂工。当时日本领事馆的书记官、代领事、后任领事市川信也对工作认真、手勤脚快的陈兴桂十分器重，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市川信也夫妇特别善待陈兴桂，白天工作，晚上则亲自教陈兴桂日语和汉语。陈兴桂原来只在家乡路口村断断续续上过 100 天的私塾。在市川信也的帮助下，再加上自觉学习，没几年，陈兴桂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了初中水平。这也为他后来到厦大历史系半工半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私交虽好，却难以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更加变本加厉地欺压的现实。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使革命意识初步觉醒的陈兴桂意识到，日本领事馆不是长久之地。1925年，他毅然离开了日本领事馆，到革命势头正旺的厦门大学当了一名校丁。期间，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为期一年的厦大历史系旁听生的学习机会，在厦大半工半读。
大革命时期，在厦门党团组织领导下，厦门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1925 年 11 月、1926年5月“厦门工友联欢会”“厦门店员总工会”相继成立。1926年10 月，北伐军入闽，工人运动迅速掀起，至 1926 年冬，厦门已成立了16个基层工会组织。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鼓励着年轻的陈兴桂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26年，陈兴桂加入厦门共青团组织，成长为惠安籍的第一批革命者。
1927年，苏发全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苏发全奔波于厦门、集美、同安、漳州一带，与同村族亲、好友陈兴桂一起组建“共励社”，后更名为“同励社”。“同励社”的骨干成员大部分是从来自惠北路口村乡亲中发展起来的，再逐步扩大到在厦门的惠安进步青年和其他县市的进步青年。
期间，苏发全、陈兴桂经常到码头、工厂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火种，发动工人投身革命。在苏发全的带动和影响下，工人们纷纷加入“同励社”，革命斗争队伍迅速壮大。在苏发全、陈兴桂的组织领导下，“同励社”会员先后冲击攻打过国民党反革命势力控制的厦门台湾公馆，攻打位于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会审公堂”(类似于法院的机构)，攻打反动盐署分局;组织学生举行纪念“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参加各种革命集会运动。苏发全还以“苏文英”为名，为当时秘密刊物《红旗》《烈士》《少年先锋》等撰写革命文章。
后来，“同励社”一部分成员加入到“赤色工会”，一些人参加“工人纠察队”，特别是参加“工人纠察队”的路口青年中，不少人后来也参加了震惊全国的“厦门劫狱”革命行动。据1983年5月，中共惠安县涂岭公社路口大队党支部向上级递交的《申请路口村为革命据点村的申请报告》中，就提到，当时在厦门参加厦门工人武装纠察队的路口村民就有：陈木、陈心玉、陈维生、陈山德等人。其中陈维生、陈山德等村民负责保卫当时军委秘书陶铸等领导同志的安全。
“同励社”组织秘密印刷、散发革命传单，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发动工人罢工游行，成为党的革命群众团体组织，最终成为一支在厦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红色革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