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错在哪儿
作者：赵瑞琦
任志强先生是商界知名红二代，曾执掌北京市的企业华远地产。数据显示，在一直突飞猛进的地产市场中，华远从来就不是一个大鳄，对解决就业和拉动GDP，贡献一般。然而，舆论场中的任志强却有着与现实能力不相称的能量，3000多万的粉丝使其虚拟空间有着呼风唤雨的能量。
能量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在现代社会复杂关联的时代，加上社交媒体的大行其道，一条信息的蝴蝶效应，的确有可能掀起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2012年8月，印度发生了来自东北部地区的居民大规模逃离返乡的风潮。长途跋涉中，不少人受伤甚至死亡。事后证实，这次大规模的逃亡返乡悲剧与造谣者利用社交媒体和手机平台传播东北部人可能遭受袭击的虚假信息有关——印度内政部及其下属情报部门官员称，此次谣言造成的灾难让印度经历了“第一次网络战”。实际上，在网络信息传播管理方面，很多国家都已有影响面很大的痛苦教训。
传媒是世界的框架。要建立和谐有序、稳定持久的社会秩序，对媒体、信息和言论进行控制是必然的。可能是汲取了上次的教训，在2016年2月底发生的哈里亚纳邦农村地区的种姓抗议骚乱中，为了防止形势的恶化，在已经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关闭了发生骚乱的几个地区的网络，以防止流言传播。
所以，当习主席提出“党媒姓党”后，任志强公然挑衅，发出“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微博后，立即受到舆论批判并被关掉微博——这是应对社交媒体时代新现实的有力举措：任志强的话罔顾现实、无益家国，这种谎言在网络世界转发1000万次也成不了真理，完全可以任其自生自灭;但考虑到社交媒体的蝴蝶效应，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反击和处理就避免了使其成为触媒、引发思想与现实混乱的可能性。
但是辩论并不会就此停止，否则，任志强们会觉得委屈和不服。
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某些西方教科书中，媒体无疑应该为社会服务，做不偏不倚的公器，以第四权力来制衡政府。但在现实中，自诩独立的西方媒体不仅注意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且时刻注意“团结在国旗下”，为主流政治派别的利益服务。同时，在美国白宫和政府各部门内部都有专门对付媒体的机构和人员，一些问题被媒体曝光只不过是危机管理的失败，而更大量没有被揭露的黑幕则在“媒体公关”的名义下继续“黑而无色”。
作为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老江湖，任先生，您不会幼稚到拿人家的画饼来裁剪我们的现实吧?
在理想的国家制度设计中，媒体独立是为了民主和问责。但空有民主是无法促进国家成功和社会稳定的：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外，那些实行媒体自由、选举政治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徘徊在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的泥潭中无法自拔，成为失败国家。为此，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建立成功的政治秩序，国家能力、法治和负责制的顺序不能乱——对于改革处于深水期的中国，尤其如此。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本书价格不菲，任先生，网友可以众筹书款，但不知您是否可以放下“野心”，“优雅”地读完?
再有，从逻辑的角度来讲，任志强的话其实是断章取义式的以偏概全。“党媒姓党”是对既定的长期事实的明确强调和再次确认。中国经济、社会多年来的发展、人民利益的不断扩展和巩固，证明了“党媒姓党”是对人民利益的保证。可以说，“党媒姓党”是党的事业的倍增器。至于党媒管理机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加强的党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来完成，而不是相反，用推墙、搅局和砸锅来图一时口舌之快。
任先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您已经在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上成了既得利益者，能否给我们这些没过河的人，留下您刚踏过的桥?
最后，任志强武断而充满戾气的语句和滥情，也让崇尚谦谦君子的中国人不能接受。对于改革措施、发展方向、贫富差距、通货膨胀等问题，应该以建设性的姿态，进行心平气和、春风化雨式的讨论。若以正义在手、傲慢无理的态度去教训别人、激化民间情绪，那么，任先生，您的V再大，也难免引人质疑：您的屁股到底座在哪，您的居心到底何在!
任志强先生，这些错，您知否?您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