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关于二战期间日企强征劳工赔偿的一纸宣告，又将社会拖入了无尽的争吵。
笔者近日恰好住在首尔市厅附近的一家酒店，一到周末楼下一片混乱，街道被无穷尽的游行声音淹没。只不过，这次游行示威恐怕难以复制朴槿惠时代的全民抗议，更像是一次尽显疲态的抱怨。
首尔市厅附近的游行示威，左右阵营同时出动，现场一片混乱。作者供图
(资料图片)
右派的“尹心之争”，左派的自顾不暇
宣告本身意味着日韩的这场纠纷尘埃落定，只是以韩方的让步结束。至少大多数韩国民众是这么认为的。根据3月13日的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的韩国民众认为这是“韩国的失败”，相比认为是韩国成功的比例高出近一倍。
这场纠纷最早的缘由，是韩国大法院在2018年就三起强征劳工索赔诉讼作出的终审判决，认定《韩日请求权协定》不妨碍强征劳工受害者起诉企业，要求涉案日企赔偿原告的损失。
随后，日韩的立场一直针锋相对：日方认为日本政府已经在1969年日韩签署的协议中履行了赔偿责任，但韩国并不认可，韩国认为政府的赔偿可能是结束了，但每一个受害个体仍可以继续向日企索赔。
也就在这一时期，当时的安倍政府推出了针对韩国半导体材料的出口管制，日韩关系降至“冰点”。
针对这一局面，韩国方面考虑过几个解决方案；其中的设想之一，便是由韩日企业出资成立基金会，通过基金会向强征劳工群体做出赔偿。但这种设想只是民间讨论，政府层面并未有过正式表态。当时处于文在寅执政时期，其左派政治光谱，再加半导体材料制裁纷争，使得政府很难在此问题上做出任何形式的让步。
日本的一些智库和政商界，如日本经联团，也提过类似设想，但韩国方面始终没有接招。因为韩国从民间到官方，始终认为日本政府出台出口管制措施，实际上是对韩国的这一判决表示不满。
于是，日韩的僵持状态就这样维持了数年。等到现任总统尹锡悦上台后，韩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上的态度明显比前任文在寅更软化一些，而且此次在正式公布采取第三方代赔形式的方案时，尹锡悦政府还特别说明要面向未来，不后悔做这一决策。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如今韩国国内出现了一股怪异风潮，突然之间很多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抑或尹锡悦身边人士，纷纷冒出来拥护这一决定。比如，忠清北道知事、国民力量党成员金荣焕，在社交网站发文的第一句话是：在今天这样的时刻，我宁愿成为“亲日派”；向尹锡悦总统和朴振外长的爱国主义精神致敬，这一决策来自于燃烧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甚至声称，我们之所以曾在面对日本侵略时要下跪，根本原因在于朝鲜自己的无能。
事实上，这段话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应3月1日尹锡悦的“三一”讲话：“104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回顾因为自己没有为世界历史变化作好充分准备，而丧失国权的苦痛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历史潮流，没有为未来作好充分准备，过去的不幸就会反复上演，这是不言自明的。”
要知道，日韩能够走在一起，其实还得靠美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外交，否则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让他们走到一起。就像这次日方提出重启半导体材料谈判，韩国的经济团体会出面说一句欢迎，但企业实际感受不大，因为日韩之间本就存在比较明显的产业重合。
当下，韩国政经学者有一个观点，就是韩国早晚要站队，现在政府能做的就是尽量往后推，能拖一天是一天；尹锡悦应该走更实际的外交路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遵循价值观外交，这种外交过于危险。
但问题是，尹锡悦是听专家话的人吗？
或许，更大的问题是，又有多少韩国民众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在面临抉择呢？特别是那些成天忙于内部政争的政治精英，又有多少人意识到危机？或者说，即便意识到了也假装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