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他们受冻受累还常常被误解被指责，但想到能救人于危难就会有小小的成就感
(资料图)
救助站里的年轻人：想成为一道微光
巡查小队正在劝说一位露宿街头的老奶奶进站休息。赖鑫琳摄■本报记者黄尖尖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上海气温下降。“降到3摄氏度了，出车吧。”上海杨浦区救助站副站长殷宸垣看了一下温度计，对当天值班的两位年轻队员葛徐和李亚薇说。每逢气温接近0摄氏度，巡查小队必须在零时后上街巡查。
彰武路的ATM机、殷高东路的上街沿、闸殷路800号、控江路1698号的工商银行……巡查小队直奔几个固定露宿点搜寻，劝说露宿者进站休息，不愿进站的就留下一些御寒物资。“最近有一些动迁后的旧改基地也成了露宿点。”巡查小队走进一片旧改基地。
“基地这么大，人躲在房子里，你们怎么找？”“找一些有生活痕迹的物品，就代表这里有人。”经验丰富的殷宸垣说，“一旦发现露宿者生命体征下降，要立即采取保护救助措施，我们宁愿‘十跑九空’，也不能让他们半夜出事了没人管。”
殷宸垣和葛徐是“80后”，进站时都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李亚薇是生于1997年的女孩，刚进站1年。葛徐说：“救助工作的苦‘劝退’了很多年轻人。但每一座城市都有遭遇困境的人需要帮助，救助工作只有不断加入‘新鲜血液’，才能延续下去。”
目前在杨浦区救助站，“80后”占20%，“90后”有23%，还有2%的“00后”新人，最小的22岁，他们共同构筑起一道城市的守护墙。
22岁进站，年轻人在成长
位于杭州路上的旧改基地，早年经动迁，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只剩下一些破败的老房。
深夜，葛徐接到热线电话，有市民报告旧改基地有露宿的老人。赶到现场几番搜寻，葛徐找到一位老太太。她睡在废墟里，地上都是垃圾，旁边还有蟑螂在爬，人瘦得不成样子。
葛徐劝她去医院，老太太却十分固执，用上海话不断地重复：“我不需要救助。”120救护车来了，工作人员说前几天也有同事来过，但老太太就是不肯去医院。“不行，她的情况很差，先救人再说。”年轻力壮的葛徐把老太太抬上了救护车。
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注射营养液，老人终于缓了过来。“医生说，老人严重营养不良，如果再一天没有吃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那天，葛徐在医院陪了老人4个小时，等老人沉沉睡去才安心离开。
“这14年里，总有一些这样的时刻，让我感受到救助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让人们在最困难时得到帮助，甚至危急时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葛徐22岁进站时，是救助站里最年轻的社工。“那是2009年，救助站里年轻人不多，‘80后’只有2人，其他都是年长我好多的前辈。”进救助站，并不是葛徐的主动选择。“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街道工作，当时民政部门缺人手，就把我调到这里来，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救助站这个部门。”
进站时是夏季，年轻的葛徐一开始只是负责一些文件工作，为了让他尽快适应救助工作，领导安排他跟巡查组上街，那是他在站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到了街上，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这座城市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家可归，睡在马路上，这对我内心的冲击很大。”
位于杨树浦港桥下的一片滩涂上有个集中露宿点。巡查组翻过桥的护栏，爬到桥下面的一根粗水管上，再沿着水管走进去，就能发现很多露宿人员睡在里面。这个地方十分隐秘，又靠近河流，随时有被淹掉的危险，是巡查组每次必去的点位。
“以前都是前辈们爬下去，我是年轻人，就主动申请让我来。”葛徐灵活地翻下桥，站在水管上，他不敢往下看，因为脚下就是湍急的河流。另一位同伴拉着他的手，他一个人探到最里面去查看露宿者的情况。“后来站里给我们配了安全绳索，将安全绳一头固定在地面，另一头绑在自己身上再下去。”
那一段杨树浦港桥，葛徐和同事们爬了两三年，直到露宿者们逐渐搬离了这片滩涂。
救助工作的难，不仅在于种种客观条件的艰苦，还有来自受助者的不理解和指责。“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工作的原则是自愿救助，不能强制，我们只能好言相劝。有时周围的市民也会指责我们，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份工作，没有爱心和责任感就做不了，我身边的同事都是一群有爱心的人。每次帮助到别人，心里会有小小的成就感。因为这不仅是一份工作，也是在做善事。”这种职业认同感支撑他14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
独自在沪，每天都很充实
控江路1698号有一家工商银行营业厅，门外朝马路一侧有一间ATM机房。巡查小队穿过马路去寻找露宿者时，李亚薇远远地就看到一个白色的背影出现在玻璃窗前。“老爷爷脾气很暴躁，一说话就激动，每次别人都插不上嘴。但老爷爷也很可怜，周边没有人理他，只有我们愿意听他说话。”李亚薇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才推开ATM机房的玻璃门。
在跟受助人员沟通时，女孩子更细心，也更容易让对方放下戒备心。而学习如何挨骂，是所有新人来到救助站上的第一课。
李亚薇的家在江苏扬州，大学学的是国际汉语专业。读书时和朋友在养老院做志愿者，这段经历让她决定毕业后成为一名社工。一开始她在老家的社区工作，后来看到救助站的招聘信息，去年10月底就独自来到上海，进入救助站工作。
“我们每个新人初来乍到，在定岗以前，都是先从受理组开始做起。”受理组，是救助站第一个接触到受助人员的地方，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受助流程，相当于救助站的对外窗口。
今年3月，李亚薇在受理组遇到了她的第一位救助对象。“她是一位年纪不大的姐姐，由派出所民警送过来，我看到她脚上的鞋子破了，脚趾头露在外面，我们立即给她换了新鞋子、新口罩。”她智力受损，难以正常交流，李亚薇给她办理了入站流程，让她在站里住了下来。
“后来有一天，她突然说肚子疼，站里医生带她检查后发现她已怀孕，我们都很吃惊。”受理组和社工组的同事们帮她联系上了亲人，但她的父母表示没有能力照顾她，当时上海正处在疫情期间，她也只能一直住在站里。“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她去医院做产检，我们虽然很少有语言上的沟通，但我对她的关心，她似乎都能听得懂，只是讲不出来。”
她在站里住到了7月，上海解除封控后，杨浦救助站联系了她的老家，送她返乡。返乡的一路也是李亚薇陪着她，“我们从早上出发，开了6个小时车，中午才送她回到老家。完成交接工作准备离开时，她一直看着我们，脚步往我这边挪，似乎想跟我们回去。她虽然不说话，但我们都感受到她的内心，因为经过4个月的相处，我们心里也是同样的不舍。”
那天以后，李亚薇经常向业务组的同事打听她的近况。“不知道她回家以后又会经历怎样的事情，担心她能否适应家里的生活，晚上睡得好不好……”
李亚薇在救助站附近租了房子，方便随时出任务。“刚来上海的时候，父母很担心我，尤其今年疫情封控的时候，每天都给我打电话。现在他们还是支持我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追求自己的梦想。”
一个人在上海，李亚薇说并不会感觉孤单，因为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之前听人家说，民政人就像一盏灯，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这盏灯里的一点小小微光。”
这份职业，平凡也不平凡
葛徐还记得自己刚进站的时候，只有不到30个人，一半人负责接待大厅的工作，另外一半人负责上街。“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每个人至少身兼两个职位，我自己要负责办公、街面巡查、开车，还要做社工。”
近年来，随着年轻人的加入，分工也发生了变化。巡查组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11时，分成三班穿行在街面的固定点位巡查，他们大多由40岁以上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组成。而年轻人则身兼数职：白天，更熟悉电脑操作的他们在站里处理行政办公、受助者信息等工作，晚上参与街面巡查。尤其是极端天气下零时以后的“加强班”，十分考验年轻人的意志力。
“这些年，年轻人进站工作了一段时间，做不下去辞职的很多。”葛徐坦言，“每隔6天就要值一个24小时的班，如果第二天是工作日还要坚持照常上班，寒冬经常加班，晚上随时起床，接到任务就要出去……这些硬性条件吓退了很多年轻人。”
不仅工作强度大，还要克服心理上的压力。“被指责、被误解也要忍气吞声，有时会觉得委屈。”葛徐说，“这时我会给自己做心理调节。他骂我，我不会少一块肉，但有一天他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就能理解我们的用心良苦了。近年来人们对救助工作的认可度也在逐步提高，很多市民看到我们的荧光马甲，会帮着劝说露宿者。”
年轻的时候，葛徐也会因为值班的问题和家里人起争执。“逢年过节不能回家吃团圆饭，孩子出生后没时间管，最初家里人无法接受，但是现在他们都理解了我的工作，根据我的值班安排来调整年夜饭时间。”葛徐的孩子刚上小学二年级。“孩子不清楚我具体是做什么的，但他知道爸爸的工作是帮助别人。”
“我是学会计专业的，很多同学收入比我高很多。但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曾挽救别人于危难中，这份经历是再多的收入都不能换取的。”葛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