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呼吁，针对超低结婚率、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等社会问题，急需出台相关政策。报告也提出“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建议促进婚育水平提升。
报告根据民政局公布数据分析，2021年全国结婚登记数相比2013年峰值数据减少583万对，为1986年以来最低。而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初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5.96万人峰值持续下降 至2020年1228.6万人，下降幅度达48.5%。
报告显示，2000-2020年全国结婚率数据呈“先升后降”趋势。2020年结婚率5.8‰相比2013年最高点9.9‰下降了41.4%。与此同时，离婚率则从2000年0.96‰上升至2020年3.1‰，最高点2019年3.40‰相比最低点2002年0.9‰，飙升近3倍。
分地区来看，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结婚率3.8‰全国最低，其次是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离婚率方面，2020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市，达到4.93‰，其次是重庆、贵州、吉林、黑龙江。
年轻人数量下降，适婚人群总量减少，是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和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近8年20岁-29岁对应出生人口总体下降11%。
性别比长期失衡、“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观念导致结婚人数进一步降低。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20-40岁的男性较女性多1752万人。报告分析称，传统的婚配观念，一般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所以，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
养育成本过高也让初婚年龄不断增长。虽然结婚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孩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恋爱双方没有能力养育孩子，就没有迫切的动力结婚。数据表明，一方面中国的初婚年龄最近几年不断延后。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多地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多地区初婚年龄突破了30岁。如湖北襄阳，初婚年龄5年内推迟了5岁，2021年襄阳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33.96岁。
养育成本过高也导致同居率上升很快，而非婚生孩子还是非常少。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1985-1989年出生的男性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则为33.13%。而1980-1984出生队列中男性未婚同居率为30.33% 女性为26.79%。而根据2016年CFPS数据，中国的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生育后始终未婚）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这一水平原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
结婚成本过高和社会竞争压力大抑制了结婚意愿。城市高房价、农村天价彩礼等结婚成本增加，进一步抑制当代青年的结婚意愿。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择推迟结婚。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此外，社会竞争，就业压力和婚姻观念的变化，也挤压了人们对婚姻的向往。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对此，梁建章称，“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以接受租房结婚，但买房依然是大部分人结婚的首要条件，降房价可以有效减轻年轻人的结婚生育压力。”对此，可以通过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而生育压力也是很多人不想进入婚姻的重要原因，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也至关重要。
此外，报告还建议放宽收养范围和收养人限制条件，包括取消收养人子女数要求、降低收养人年龄要求等；报告表示当今世界主流法定婚龄男女均为18岁，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保护普遍存在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报告也关注了未婚人群的权益，提出了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建议。
“社会各方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比如社会舆论需要改变‘男高女低’的传统观念，提倡男女平等，包容婚配条件‘女高男低’的家庭，男性要多在育儿方面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梁建章表示。
梁建章还呼吁，不要歧视单身生育、非婚生育的女性或者孩子。“我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就是单身，非婚生的小孩和传统家庭的小孩应该一视同仁，把对非婚生育的歧视性的政策清理掉，可能会帮助上升一些出生率。与此同时，对辅助生育的技术应该更加开放，让女性在职业生涯当中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对提高生育率都有正面的发展。” （一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