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租房、平摊水电网费、偶尔一起凑钱买菜做饭或点“大餐”……这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老人，尤其是鳏寡老人而言，重新接纳另一个人进入自己的生活圈子，不仅仅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还可能面临着经济方面的矛盾。
2012年，79岁的安莉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征询“合作养老”的伙伴。经中间人牵线，她与84岁的王贵结识，两人开始了共同合作养老的生活。但这种模式仅仅持续了六年，美好愿景就在实际中化为“一地鸡毛”。6年后，两人分道扬镳，之后因20万元的理财钱款的归属问题，而站上了法庭的对立两席。
“共同居住、合作养老”
想要跟人“搭伴儿养老”，不是王贵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丧偶之后，他一直独居，因既不想给子女添麻烦，又渴望身边有人陪护、照料，他产生了跟人“合作养老”的念头。这与有着相似处境的老人安莉的想法不谋而合。安莉的老家在浙江绍兴，她和王贵一样丧偶独居，两人都是上海户口，而安莉则把这个想法推进了一步，她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找单身老人共同居住、合作养老”的征询启事。
2012年，经中间人牵线，王贵与安莉见面，后来有了进一步的沟通洽谈。在子女认可的情况下，两人决定共同居住、相互照顾。于是在10月9日，两人签订了《合作养老约定》。根据这份约定，两人既非夫妻关系，也非雇佣关系，而是“结伴合作养老”关系。
根据《约定》，住房上，王贵将自己的居室，免费供安莉居住；经费上，两人各自从养老收入中，按月提取部分收入，组成“双人养老基金”，专用于与二人生活相关的支出，不应移作它用；每月“双人养老基金”的积余部分，用专户存入银行，作为积累，以备以后的不足；“双人养老基金”由安莉管理。
2013年3月15日，两人又对双人养老基金作了细化，为此签订了《补充约定》。
根据这份补充约定，住房上，王贵应安莉要求，将养老场所改为安莉在浦东新区的产权房内，安莉承诺，王贵在该居室拥有长期免费居住的权利。
经费上，王贵每月出资2000元，用安莉的户名在邮政银行开户，由安莉管理，主要用于双方的合伙生活开支，如有结余，存入“双人养老基金”账户，安莉每月出资1000元。用王贵的户名，在上海银行开设“双人养老基金”专户，委托安莉管理，但安莉不得擅自动用，以备双方应急之需。但后来，安莉出资的1000元实际未存入王贵的上海银行账户，王贵出资的2000元实际存入王贵的上海银行账户（尾号0016）。
2016年7月，王贵在银行办理了尾号8691的银行卡，并将该银行卡交给安莉全权使用与管理。2017年3月15日，安莉因理财需要向王贵借用银行卡，双方为此签订了一份协议。
《协议》中提及，因理财需要，安莉向王贵借用上海银行的银行卡，2017年3月24日起由安莉自设密码使用，自担理财风险；该卡2017年3月24日以前的资金属于王贵，2017年3月24日以后的资金属于安莉。
20万到底该属于谁
2017年3月24日，安莉从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转出20万元，至王贵名下尾号为8691的上海银行的银行卡，并购买了20万元的理财产品。此后，8691银行卡一直由安莉使用，而20万元的理财产品到期后安莉又多次购买。
2018年12月，王贵和安莉发生矛盾，两人终止结伴合作养老关系。2个月后，王贵在未告知安莉的情况下，办理了8691银行卡挂失手续。2019年12月，安莉到银行办理20万元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手续，才被银行告知，其手持的8691银行卡已被挂失，无法办理。
事后，因王贵没有为安莉办理理财产品赎回手续，也没有返还相应款项，安莉遂将对方诉至法院，要求王贵返还20万元。
关于8691银行卡中20万元的归属，安莉认为这是自己的钱；王贵则认为，20万来自他和安莉的养老费用和积余，是两人共同的钱。
王贵称，开设、交付8691银行卡的目的，就是共同理财。王贵提供了一份2018年3月23日《创建“家庭”养老基金的约定》，约定中提到：养老基金账户为8691银行卡，账户内资金主要来自两人的养老费用和积余，安莉可用来进行理财投资，各自的私有资金不得进入该账户。
他不认可2017年3月15日《协议》的真实性。《协议》中提到，安莉因理财需要向王贵借用银行卡。但《协议》里未提及借用的银行卡卡号，且与王贵认可的《创建“家庭”养老基金的约定》相矛盾。根据王贵提供的照片显示，直到2019年1月7日时，即两人结束合作养老后，这份《协议》上也未有他的签字。但《协议》的真实性得到了法院的认定。
法院认定：安莉提供的个人银行账户明细、双方关于借用王贵8691银行卡理财的《协议》以及王贵尾号8691银行卡的资金明细等证据可以互相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安莉以自有资金借用王贵银行卡理财的事实。王贵所认可的《创建“家庭”养老基金的约定》的签订时间晚于20万元的入账时间，且在该约定签订后，双方并没有利用8691银行卡创建“家庭”养老基金的实质行为，因此《创建“家庭”养老基金的约定》对20万元不具有约束力。
王贵称，用于理财的20万元是他和安莉“双人养老基金”的积余。两人合作养老期间，约定每月分别出资1000元、2000元作为“双人养老基金”。因子女经常探望，王贵又有额外支出，“双人养老基金”实际并未支出。
安莉则称，“双人养老基金”每月仅3000元，已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支出，并无积余。王贵吃、穿、住、用全部是在安莉处，但每个月只出2000元，所以其主张从共同养老费用中结余20万元从逻辑上就说不通。
该案于2021年1月在嘉定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判决书显示，法院认定2017年3月24日安莉从自己的银行卡一次性转入王贵8691银行卡20万元，此时距离双方共同生活仅4余年，即便“双人养老基金”无任何支出，累计仅有10余万元，与王贵所述20万元来源于“双人养老基金”积余明显不符。王贵认为该款项应为双方共有，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万元的合理形成过程。因此，王贵败诉，被判应返还安莉20万元。
一审之后，王贵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21年7月开庭，最终维持原判。
法律保障薄弱的“合作养老”
根据双方律师介绍，开启“合作养老”后，王贵与安莉的关系不光是互相照顾，也是情侣关系。2016年两人曾签订一份《补充协议》，里面提及：两人“共同生活已三年有余，日子过的很甜蜜，很幸福”。此外，安莉愿意将房产给王贵“永久的免费居住权”。
王贵的代理律师曹晓霞介绍，由于安莉在退休前是财务人员，因此王贵对她的理财能力非常信任，认为安莉靠理财赚了很多钱。2016年7月开通尾号为8691银行卡后，王贵即将这张卡交给安莉保管。两人通过该账户购买了4万元的理财产品，每月获得400元利息，安莉每月将利息取现后存入自己的账户内。
曹晓霞说，在王贵看来，8691银行卡是用于两人共同理财的，包括每月400元利息在内的资金，都属于两人的共同财产。而安莉的代理律师陈思华则表示，8691银行卡并不存在双方筹款共同理财的钱款，账户明细里全都是安莉一个人的钱进出。
而关于共同理财的相关事宜，安莉的儿子说，事发前，他与母亲有较长时间没有来往，并不了解情况。他说，王贵和安莉矛盾的爆发，可能与他把母亲从共同养老处，也就是安莉名下那套房子里接走有关。
曹晓霞告诉记者，安莉被其子接走后，王贵也搬离了该处，此后安莉拒绝让王贵再住进该处。此外，安莉还在结束共同养老时提出，要从8691银行卡中拨钱买墓地，这件事遭到王贵反对，之后两人矛盾逐渐激化，王贵办理了8691银行卡挂失手续。
2021年7月1日，王贵二审败诉，他不服判决，不愿意还钱给安莉。为此，安莉的律师还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把王贵的微信给冻结了，还不停给他发短信提醒，让王贵很是光火。
然而实际上，在二审败诉之后，王贵的儿子就已经替父亲把这20万元还给了安莉。他觉得父亲年纪大了，还装着心脏起搏器，没必要为了这20万气坏身体。
曹晓霞告诉记者，在王贵和安莉共同居住的期间，王贵的儿子时有来探望，来时会把冰箱塞满食物。有时安莉生病，王贵儿子会送她去医院。私底下，王贵告诉曹晓霞，他儿子的经济条件不错，他也不想给儿子增添负担，原本想和安莉过到最后，他如果先去世，自己的钱就都给安莉。这场官司让他觉得愧对儿子。
但两人的代理律师均不太认可这种“合作养老”的模式，在安莉的代理律师陈思华看来，这种合作养老的方式，法律上保障性较弱。
“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写协议，有的人就算写了，也不一定去执行。而且年纪大的人，思维是越来越往模糊的方向走的，他前面写完什么协议他就不管了，后面可能写出相互矛盾的协议”，陈思华说。
但老人有老人的认知。曹晓霞告诉记者，在跟安莉合作养老破裂后，王贵在养老院又结识了一位87岁的老太太，两人又商量搬出来共同养老。他曾告诉曹晓霞，相比养老院，合作养老还是有很多好处，比如居住环境更好，花费更低，吃得更好，相对自由，可以有较多兴趣爱好（如写字、画画、唱歌、弹琴、看书等），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
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上海市老年人养老意愿调查》，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受访老年人愿意和亲朋好友“结伴养老”。
中国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熊必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社会养老体系完备之前，“结伴养老”也未尝不是摆脱晚年孤单的一种方法。但不同于社区养老或老人院养老，“结伴养老”缺乏比较健全的制度保障和配套措施。如果遇到疾病或突发意外，单靠几个老人并不能处理好。此外，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和亲情的纽带，在资金管理和分配上容易引发纠纷。
但和上次不同，这次合作养老，王贵和“室友”提前讲好，钱款只用于共同生活，不再作购买理财产品等用途。王贵每月出5000多元，其中2000元为房租，3000多元为生活费。平时做饭等由“室友”负责。（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王贵、安莉为化名）
（原标题《“合作养老”破裂后，耄耋老人因20万元理财金站上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