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上午，由泉州古城办、泉州文旅集团主办的“小山学堂·泉州学讲座”文史系列第一期第二讲在小山丛竹诚正堂精彩开讲。10至14世纪，泉州是怎么从一个不怎么醒目的城市崛起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这是一段奇迹般的历史。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王连茂先生讲述了宋元泉州跨地域、跨时间及跨阶层的宗教共融的“番人区”生活。
10至14世纪，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外国人持续不断地涌进泉州，让这座城市变得大不一样。看完这些文人留下的手稿、文献，王连茂先生得出结论：是这些外来族群，让泉州变得如此繁闹而又多姿多彩，成为“天下之最”的商贸中心和国际大都会。讲述宋元泉州海交史、文化交流史、城市变迁史等，这的确是绕不开的话题。但是，主要依赖文献和实物资料，确实无法回答有关这个侨民社会任何一个具体化的问题。也许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
外国侨民知多少
众所周知，侨民的人数、成分结构、经济实力、文化层次、婚姻形态、在侨居地的时间长短和居住状况，以及侨民同当地居民的人口比例等，都直接关系到不同文明之间互相交流、影响和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这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但有关宋元泉州的人口记载一直没有明确说法，更别说侨民的数量如何统计。通过手稿和文献等各类记载推算，王连茂先生得出元代后期泉州的侨民至少有7万至8万人之多，占当地居民人数约30%。
海交馆陈列的记有名字和卒年的伊斯兰教墓碑有30方，记有5个波斯男性侨民死于叛乱期间。10年前，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的博士生汉尼是伊朗人，陪同在北大访学的德黑兰大学一位教授来海交馆参观，他是伊朗研究古波斯文的权威学者。当他看到这块墓碑便驻足不前，大喊惊奇，说这个人在波斯非常有名，但后来却不知所终，没想到他居然在刺桐身故。
泉州的印度教寺建于何时
讲座上，王连茂先生指出，13世纪的泉州明明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印度教寺，而且发现了两三百件精美的建筑遗构和神像雕刻，但奇怪的是，各种文献和地方志竟然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实在令人费解。
更奇怪的是，有关这座教寺的唯一一条资料，出现在明初无名氏的一篇小说体文章《丽史》。说元末波斯军队叛乱的后期首领那兀呐是当时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的女婿。又说：那兀呐既据城，大肆淫虐，选民间女充其室，为金豆撒楼下，命女子撄取以为戏笑。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极其壮丽，掠金帛贮积其中。数年间，民无可逃之地，而僧居半城。
王连茂先生对番佛寺充满了疑惑，在海交馆馆长任内，曾多次与印度驻华大使馆联系，请他们推荐两位印度教寺建筑专家根据已发现的构件，帮忙绘制出寺庙的复原图形。后来因经费问题而未能实现。
后来，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生李俏梅(中文名字)的论文以及在泉州南门伍堡街民房内发现了一方泰米尔文、汉文双语石碑，得出结论：建寺的时间被普遍认定为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而从泉州发现的大量印度教石刻，也证实了泉州是泰米尔商人最东端的侨居地，他们完全有条件在13世纪初建造这么一座寺庙。
景教徒合葬墓碑的原墓主是谁
上世纪90年代，一方雕有十字架的泉州汉族景教徒合葬墓碑被发现。很多考古人员认为这是一方元代中后期泉州汉族女性景教徒合葬的墓碑。然而王连茂先生却认为其存在多种可能性：从原墓主下葬到墓碑被人取走，至少需要30至40年，而死者生前入教到去世的时间姑且以20至30年计算，由此推算，这方墓碑是南宋之物也不为过。景教于南宋已传入泉州，是完全可能的。雅各的手稿也说：“在刺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聂斯托里派(即景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有自己的教堂和主教。”
泉州方言里的阿拉伯-波斯语
宋元泉州偌大一个侨民社会，阿拉伯-波斯人、印度人在与泉州当地居民的长期接触中，他们的某些日常用语难道一个都没有留下来，成了泉州话的语词?王连茂先生对此感到疑惑。
王连茂先生发现，泉州人的口头语“庵”字，确实是波斯语。“庵”是借音字，原义没有汉字可以准确表达，但在泉州话中，它已形成了一个以“庵”字的音组合的系列词语，应用极广。
在翻读刘迎胜著《〈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这本书时，王连茂先生发现有一个波斯文下面用汉字注“愚，阿恩”，著者在按语中指出，此字波斯文“义为共同的、粗俗的、凡人、非先知后觉、不聪明的”，还用英文标出正确的读音是“āmm”。“āmm”正是泉州口头语的读音，字义除了“共同的”外，其余均十分吻合，尤其是指“不聪明的”。著者所依据的这部明代的教科书，将这一波斯文的字义翻译为汉字的“愚”，十分准确。(洪亚男刘柏涵成冬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