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在人民日报的岁月
文/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吴长生
在全国两会，在各种论坛，在媒体上，他充分利用所有场合，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和犀利的言语，对经济发展大势，对深化体制改革，对民营经济生存环境，不断发出响亮的声音。
上世纪80年代，初进人民日报没多久，就知道了保育钧的名字。他那时是科教部的第一主任(为给年轻干部压担子，原来的科教部主任凌建华担任了第二主任)，还不满40岁，是报社最年轻的正主任。那时报社大院里，没人称官衔，由于保育钧年岁不大不小，称“老保”“小保”都不好听，于是“大保”的称呼就在报社流行开了，而且他长得又高又壮，叫“大保”名副其实。大保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做派大大咧咧，说话响如洪钟。这也与“大保”的称呼相吻合。
进报社后，我先在农村部，1986年以后又在农村部与工商部合并的经济部工作，与大保不在一个部门，加之80年代中期，他又调离编辑部门，担任了编委会委员、秘书长，因此在90年代初之前，我们接触并不多。90年代初，已经担任副总编辑的他先是分管了一段时间经济部，而后又分管总编室，我们才有了比较密切的工作交集。
那几年一些人坚持极左观念，对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对已经取得的改革开放成果随意否定。但在大保的领导下，我们农村报道依然坚守着基本的底线，就是宁可少说、不说，也绝不乱说，绝不给农村改革与发展添乱、给农民兄弟添堵。而抓住时机，我们就为保护改革成果、继续推进改革鼓与呼。大保果断拍板、勇于担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忆中，在保育钧那里，所有关于改革与发展的稿件，从没被打过回票。诸如继续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责任制、正确对待进城务工农民、继续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下不能固守“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观念而应根据市场需求引导农民调整结构等等敏感问题上，他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并为此承担风险。有几次有关稳定农村政策、个体私营政策的稿件，都在他值夜班时被安排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对排除错误思想干扰，稳定民心产生了巨大作用。
1994年年中，我受命到上海筹备创办人民日报《华东版》，10月，大保被确定兼任华东分社社长，从此我们一起度过从筹备到正式创刊的一年多难忘时光。其实，大保的这个社长，是“替补”的。报社起初是想让周瑞金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的，因为老周在上海工作多年，人、事都熟悉，困难相应会少得多。没想到报社领导在向中央主管新闻宣传的领导汇报后，领导明确表达了这种意见：中央调周瑞金同志到人民日报社，是为了加强你们的评论和理论工作的。创办《华东版》，各种事务肯定很多，让他兼分社社长肯定要牵扯很大精力，中央的意图就落空了。他让报社另提人选，于是大保做了“替补”。在工作需要之际，大保痛快地听从了组织召唤。
大保一上任，便进入了紧张的最后冲刺阶段，大到版面设计、广告招揽，小到设备调试、生活安排，他都要过问。试版开始，他就从早到晚地盯在办公室，和大家一起商量版面，研究稿件和标题;和大家一样吃简单的盒饭。遇到休息日，在宿舍里，作为老大哥的他，就把住在一栋楼里的小同事们吆喝到一堆，集体做饭改善生活。大保是长江北岸南通人，擅长制作鱼丸。他先把从菜市场买回的鲜鱼剥皮、剔刺，然后剁成细细的肉酱;加齐调料后，再用筷子快速搅拌，直到“上劲儿”。挤鱼丸，是关键技术。只见他抓起一把鱼肉酱，轻轻一挤一拨，滚圆的白鱼丸便源源不断落入水中，不裂不散，随着开水上下翻动。大锅的鱼丸汤做好后，大家争相抢食。那不雅的吃相，经常把辛苦好一阵的大保，引得开怀大笑。还有几次周末，大保带着“单身汉”们到附近的郊县去放松，看看湖，走走乡间小道，吃吃农家饭。晚饭后一起打扑克，被“捉猪”的他，照样接受惩罚——钻桌子。生活中与大家打成一片的大保，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大朋友。这一形象，长久刻在参与《华东版》创办人的心中。
兼任华东分社社长期间，大保还分管着报社另外几个部门，正式创刊后不久，他看出报已经基本步入正轨，就结束了在上海“紧盯”的日子，开始“两头跑”，更多时间是在北京忙。但每次到上海，他都不是走马观花地“视察”，而是实打实地指导办报，看大样，出题目，还亲自带着记者到一线采访。一些记者，至今记着大保，这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带他们采访有关一个纽扣商店搬迁事件的情景。
由于职务显赫，大保到基层也遇到过一些官场“惯例”。一次我陪他到华东某省农村采访，座谈结束后，乡镇企业的一位领导请大保为企业题词。大保推脱不掉，便认真地挥毫写下了几个大字。随后，企业家也循例给大保送上了一个装有“润笔”的信封。大保一时没反应过来，打开信封一看，立即退了回去。对方继续往大保手里强塞，并说这是惯例，是稿费;大保则坚决不要，并很认真地说，我的字不值钱，如果再给，我就把那张纸撕啦!接着哈哈一笑，此事就此打住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与大保共事刚刚一年多一点儿，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96年初，报社突然决定，保育钧不再兼任华东分社社长，社长职务改由周瑞金兼任。怎么才过一年，就调换华东分社“主帅”呢?变故原委很快透露出来。大保一向口无遮拦、直来直去，为此得罪了一些人。据说这次被调出人民日报，就是因为几句“不受听”到话。是那位一年多前反对老周兼任分社社长的领导发出的“换帅”指示。
大保事后讲述了他那段“自谋职业”的经历。起初，组织部门要把他以“交流”的名义调往江西，大保以“年龄太大，不宜交流”为理由拒绝了;于是就开始自己找接收单位;数月后，保育钧被全国工商联接纳，当了工商联副主席。一个副部级干部，自己找接收单位，闻所未闻，大概仅此一例吧。
得知大保的新职务后，为了宽慰他，我曾开玩笑地说，您这次转行可真有意思，是从拿红笔、蓝笔，变成拿剪子、筷子。大保开始没反应过来，我接着解释说，用红笔、蓝笔是改稿子、签大样;用剪子、筷子，是剪彩、吃饭啊!他这才摇着头笑了起来，那笑中明显带着苦涩。
大保调出人民日报，我1999年赴香港常驻，与大保见面的次数明显减少，但投身另一领域的他，很快又绽放出耀眼的光彩。在全国两会，在各种论坛，在媒体上，他充分利用所有场合，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和犀利的言语，对经济发展大势，对深化体制改革，对民营经济生存环境，不断发出响亮的声音。
我在上海华东分社工作期间，大保特地叮嘱他的夫人张瑞霞大夫(在报社医务室工作)，经常到同住报社院内30号楼的我家看看，帮助解决困难。得知我爱人身体较弱，张大姐不时打电话问寒问暖，在我爱人生病时，她端着热粥、带着药，爬上六楼探看。
去年11月29日张大姐因心脏血管瘤破裂猝然离世;时隔半年，大保又匆匆而去。好领导，好同事，好朋友，好大哥，好大姐，你们的肉体虽然走了，但你们的精神、魂魄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