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在人民日报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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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钧在人民日报的岁月

文/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吴长生

在全国两会,在各种论坛,在媒体上,他充分利用所有场合,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和犀利的言语,对经济发展大势,对深化体制改革,对民营经济生存环境,不断发出响亮的声音。

上世纪80年代,初进人民日报没多久,就知道了保育钧的名字。他那时是科教部的第一主任(为给年轻干部压担子,原来的科教部主任凌建华担任了第二主任),还不满40岁,是报社最年轻的正主任。那时报社大院里,没人称官衔,由于保育钧年岁不大不小,称“老保”“小保”都不好听,于是“大保”的称呼就在报社流行开了,而且他长得又高又壮,叫“大保”名副其实。大保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做派大大咧咧,说话响如洪钟。这也与“大保”的称呼相吻合。

进报社后,我先在农村部,1986年以后又在农村部与工商部合并的经济部工作,与大保不在一个部门,加之80年代中期,他又调离编辑部门,担任了编委会委员、秘书长,因此在90年代初之前,我们接触并不多。90年代初,已经担任副总编辑的他先是分管了一段时间经济部,而后又分管总编室,我们才有了比较密切的工作交集。

那几年一些人坚持极左观念,对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对已经取得的改革开放成果随意否定。但在大保的领导下,我们农村报道依然坚守着基本的底线,就是宁可少说、不说,也绝不乱说,绝不给农村改革与发展添乱、给农民兄弟添堵。而抓住时机,我们就为保护改革成果、继续推进改革鼓与呼。大保果断拍板、勇于担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忆中,在保育钧那里,所有关于改革与发展的稿件,从没被打过回票。诸如继续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责任制、正确对待进城务工农民、继续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下不能固守“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观念而应根据市场需求引导农民调整结构等等敏感问题上,他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并为此承担风险。有几次有关稳定农村政策、个体私营政策的稿件,都在他值夜班时被安排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对排除错误思想干扰,稳定民心产生了巨大作用。

1994年年中,我受命到上海筹备创办人民日报《华东版》,10月,大保被确定兼任华东分社社长,从此我们一起度过从筹备到正式创刊的一年多难忘时光。其实,大保的这个社长,是“替补”的。报社起初是想让周瑞金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的,因为老周在上海工作多年,人、事都熟悉,困难相应会少得多。没想到报社领导在向中央主管新闻宣传的领导汇报后,领导明确表达了这种意见:中央调周瑞金同志到人民日报社,是为了加强你们的评论和理论工作的。创办《华东版》,各种事务肯定很多,让他兼分社社长肯定要牵扯很大精力,中央的意图就落空了。他让报社另提人选,于是大保做了“替补”。在工作需要之际,大保痛快地听从了组织召唤。

大保一上任,便进入了紧张的最后冲刺阶段,大到版面设计、广告招揽,小到设备调试、生活安排,他都要过问。试版开始,他就从早到晚地盯在办公室,和大家一起商量版面,研究稿件和标题;和大家一样吃简单的盒饭。遇到休息日,在宿舍里,作为老大哥的他,就把住在一栋楼里的小同事们吆喝到一堆,集体做饭改善生活。大保是长江北岸南通人,擅长制作鱼丸。他先把从菜市场买回的鲜鱼剥皮、剔刺,然后剁成细细的肉酱;加齐调料后,再用筷子快速搅拌,直到“上劲儿”。挤鱼丸,是关键技术。只见他抓起一把鱼肉酱,轻轻一挤一拨,滚圆的白鱼丸便源源不断落入水中,不裂不散,随着开水上下翻动。大锅的鱼丸汤做好后,大家争相抢食。那不雅的吃相,经常把辛苦好一阵的大保,引得开怀大笑。还有几次周末,大保带着“单身汉”们到附近的郊县去放松,看看湖,走走乡间小道,吃吃农家饭。晚饭后一起打扑克,被“捉猪”的他,照样接受惩罚——钻桌子。生活中与大家打成一片的大保,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大朋友。这一形象,长久刻在参与《华东版》创办人的心中。

兼任华东分社社长期间,大保还分管着报社另外几个部门,正式创刊后不久,他看出报已经基本步入正轨,就结束了在上海“紧盯”的日子,开始“两头跑”,更多时间是在北京忙。但每次到上海,他都不是走马观花地“视察”,而是实打实地指导办报,看大样,出题目,还亲自带着记者到一线采访。一些记者,至今记着大保,这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带他们采访有关一个纽扣商店搬迁事件的情景。

由于职务显赫,大保到基层也遇到过一些官场“惯例”。一次我陪他到华东某省农村采访,座谈结束后,乡镇企业的一位领导请大保为企业题词。大保推脱不掉,便认真地挥毫写下了几个大字。随后,企业家也循例给大保送上了一个装有“润笔”的信封。大保一时没反应过来,打开信封一看,立即退了回去。对方继续往大保手里强塞,并说这是惯例,是稿费;大保则坚决不要,并很认真地说,我的字不值钱,如果再给,我就把那张纸撕啦!接着哈哈一笑,此事就此打住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与大保共事刚刚一年多一点儿,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96年初,报社突然决定,保育钧不再兼任华东分社社长,社长职务改由周瑞金兼任。怎么才过一年,就调换华东分社“主帅”呢?变故原委很快透露出来。大保一向口无遮拦、直来直去,为此得罪了一些人。据说这次被调出人民日报,就是因为几句“不受听”到话。是那位一年多前反对老周兼任分社社长的领导发出的“换帅”指示。

大保事后讲述了他那段“自谋职业”的经历。起初,组织部门要把他以“交流”的名义调往江西,大保以“年龄太大,不宜交流”为理由拒绝了;于是就开始自己找接收单位;数月后,保育钧被全国工商联接纳,当了工商联副主席。一个副部级干部,自己找接收单位,闻所未闻,大概仅此一例吧。

得知大保的新职务后,为了宽慰他,我曾开玩笑地说,您这次转行可真有意思,是从拿红笔、蓝笔,变成拿剪子、筷子。大保开始没反应过来,我接着解释说,用红笔、蓝笔是改稿子、签大样;用剪子、筷子,是剪彩、吃饭啊!他这才摇着头笑了起来,那笑中明显带着苦涩。

大保调出人民日报,我1999年赴香港常驻,与大保见面的次数明显减少,但投身另一领域的他,很快又绽放出耀眼的光彩。在全国两会,在各种论坛,在媒体上,他充分利用所有场合,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和犀利的言语,对经济发展大势,对深化体制改革,对民营经济生存环境,不断发出响亮的声音。

我在上海华东分社工作期间,大保特地叮嘱他的夫人张瑞霞大夫(在报社医务室工作),经常到同住报社院内30号楼的我家看看,帮助解决困难。得知我爱人身体较弱,张大姐不时打电话问寒问暖,在我爱人生病时,她端着热粥、带着药,爬上六楼探看。

去年11月29日张大姐因心脏血管瘤破裂猝然离世;时隔半年,大保又匆匆而去。好领导,好同事,好朋友,好大哥,好大姐,你们的肉体虽然走了,但你们的精神、魂魄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责任编辑:言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