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不如“混社会”?贫困地区“厌学症”如何治
城乡两顾
改变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绝不仅仅是校舍、操场、图书等硬件设施的改善，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最近，有媒体特别关注了贫困地区的辍学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越穷的地方越滋生“厌学症”吗?
贫困地区“厌学症”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春节后刚开学的这一个月，也恰好是我们贫困县分管教育的公务员们最忙的时段。我们面对的也是同样问题，怎样做好“控辍保学”和新学期未报到学生的“劝返”工作。
初二是辍学的高峰期，初一还比较新鲜，初三再忍几个月就能拿到毕业证，只有初二，难度加大，诱惑也加大。特别是在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回乡过年比较集中。孩子们与年龄相仿青年频密接触，看到他们新更换的手机、新添置的游戏装备，抑或“衣锦还乡”的一袭新衣，难免不心猿意马。战略定力稍有闪失，一个寒假不见，人就可能被“拐”出去打工了。
不过，这只是春季学期贫困地区“控辍保学”压力骤增的直接导火索。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贫困地区，特别是集边疆、贫困、少数民族、山区四位一体的地区，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长期以来存在短板。我把这个恶性循环的作用机制概括为如下几个环节：
初始状态下，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远滞后于国家平均发展水平，市场化、现代化的导入和外部帮扶力量的介入激活了当地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增加收入的动力，有组织、成规模的务工潮出现。
外出务工人员走后，留下大量留守儿童。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陪伴，只能采取祖辈隔代监护的方式。
隔代监护的问题在于：一是老年人体力不济，对孩子的日常生活疏于管理;二是少数民族老年人几乎没接受过学校教育，文化程度不高、普通话沟通存在障碍，对小孩子普通话的习得无能为力;三是贫困家庭收入捉襟见肘，对他们而言，不在义务教育阶段、需自己负担学费的3-6岁学前教育就是一种奢侈品，只能选择“放养式”的自由生长。这些孩子进入一年级，将直接面对语言关的考验。
就我挂职近一年的调研所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儿童在一二年级普遍都在补普通话这一课，这是接受现代教育的前提条件。真正的小学教育，往往要随之滞后一到两年。一旦掉队，就会一步慢、步步慢，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消化存在障碍，自然也会逐年磨损学习探索的兴趣和动力，产生厌学情绪。
师资与学生不稳定带来恶性循环
我们再看师资队伍的状况。由于贫困县的教育水平长期落后，因此，在教师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参加全省统一招考的情况下，具有本地户籍的考生往往也竞争不过外县、外州、外省那些一贯重视教育的地区培养出来的考生。日积月累下来，本地师资队伍中来自外地的教师人数就占到很大比例，我的挂职所在地能达到70%左右。
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本地人比例呢?义务教育阶段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存在语言障碍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土客”倒置的师资状况，叠加前述留守儿童种种困难，会是什么结果呢?本来就缺乏学前教育，把普通话的学习推迟到了小学，而外来教师又不通本地语言，必然进一步加剧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滞后状况。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受挫后，外来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主动性和扎根当地的热情也会受挫。进而，心思活络者以教师这一“事业编制岗位”作为跳板，无心教学，找准机会通过公务员考试考回老家、离开教师队伍。
师资的不稳定再反作用于学生的不稳定，“厌学症”乃至辍学风险就有增无减了。这样一环一环地咬合在一起，根本停不下来之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会逐渐受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改变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绝不仅仅是校舍、操场、图书等硬件设施的改善，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办好民众满意的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努力，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家庭教育基本缺失的情况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们背负着巨大压力，如西西弗斯一样爬坡赶路、滚石上山。真诚呼吁社会各方面力量给予乡村教师和乡村儿童更加精准的关注和支持，让他们跟上整个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步伐，一个都不能少。
□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现挂职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