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林毅夫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具有全球视野的经济学家。不论是总结经验，还是剖析问题，他总是将其置于世界范围内，并给出解释。
与那些对中国经济持悲观论的经济学家不同，林毅夫认为尽管存在很多不足，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成就仍是第一位的，“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9.6%的增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2.3%提升至14.9%。“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林毅夫说。
但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到处是问题，对这一成绩无法做出解释。在林毅夫看来，中国经济能够创造奇迹，恰恰是因为没有照搬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1994年出版《中国的奇迹》，2005年出版了《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的模式》，在2009年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
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近30多年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别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它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经济学“中国学派”最完整的理论成果，是一项破冰之作。
林毅夫 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董洁旭
我为什么放弃西方理论思维？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你在2009年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能不能讲一讲当时的背景?
林毅夫：这个概念是2009年提出来的，但这个工作很早就开始了。我记得那是1988年，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在那之前我和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西方主流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
我在农业经济学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以现有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以中国的实证资料来验证主流经济学现有的理论假说，顶多也只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一点延伸的工作。如果有独创的见解，像退出权假说等，也只是零敲碎打的观点。
但那年有两件事让我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第一件是当时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利率。但中国并没有用这个办法，而是依靠行政手段，砍掉了很多投资项目，把通货膨胀压了下来。
依据西方的理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砍掉在建的项目，会导致很多烂尾工程。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正在建造的北京新大都饭店建到13层，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这样看，中国政府好像做得不对。那为什么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还能保持9%的平均增长率呢?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后来我才明白，因为中国有很多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这些大型的企业关系到国防安全、国计民生。它们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之前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1983年拨改贷以后，靠低利率补贴维持运转。如果把利率提高了，这些企业就会亏损。亏损的话，只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让它倒闭，那国防安全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如果不让它倒闭，就必须给它补贴;补贴从哪里来呢?只能从财政中来，那就会增加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增加了，到最后还是要货币化，增加货币供给，反过来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通过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办法来“治理整顿”高通货膨胀，就比简单地提高利率更加合理。
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任何理论都有它的前提条件，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学到的理论，都是以它们的社会经济作为前提条件的，而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条件并不一样，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就难免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例子很有意思，那另一件呢?
林毅夫：另一件事也是那一年，我应邀到印度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主办方安排我跟印度国家计委座谈。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印度是一个以产权私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家计委呢?座谈中，我发现他们的工作也是怎么调配钢材、化肥、粮食等等，跟我们国家计委完全一样。
后来我才了解到，二战后，“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和许多非洲国家。当时他们的思想认识跟我们一样，为了民富国强，也都去追求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密集的现代化重工业体系。
重工业最重要的生产成本是资金的成本，发展中国家普遍资本短缺，资金的价格非常高，生产成本就会比发达国家高，没有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为了保证这些重工业的发展，只能由政府直接按计划配置资源来保证重工业的发展和生产能够得到所需资源。所以，印度设立国家计委这种调配资源的部门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让我对原来的计划体制的产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也是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所构建的“宏观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微观剥脱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计划管理模式的根源，和后来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分析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时点，每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那一时点的比较优势和最优的产业结构。比如，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只能靠政府的干预和补贴，效率就会非常低，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那该怎么办呢?发展中国家应该按照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这样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如果政府帮助企业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以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形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就能创造利润，积累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引进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1988年那个时候开始逐步深化形成的。
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外更受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新结构经济学，这套理论是不是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
林毅夫：我想是这样。不过，我发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接受程度比在国内接受的程度要高。当然，发达国家也有人开始关注新结构经济学。比如，2007年英国剑桥大学就邀请我去做马歇尔讲座。在经济学界，这算是最高水平的讲座。从1946年开始，每年只邀请一位经济学者。我是第61位，也是仅有的两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之一。
2011年，美国耶鲁大学库茨涅茨讲座也邀请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主题发表年度讲座，我也是第二个应邀做这个讲座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我有一个统计，从2008年至今我先后出版了6本跟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专著，得到了1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18个推荐。我想，这是他们对这个理论的一种认可。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最近波兰政府把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林毅夫：我们知道，1989年以后波兰开始经济转型，向西方靠拢。在2015年之前，波兰是东欧国家中发展比较好的，但不太稳定。它虽然跨入了高收入国家，但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在1.3万美元上下徘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
2015年10月，波兰法律公正党在大选获胜，成为1989年转轨以来第一个单独组成政府的政党。胜选后，副总理兼财政部和发展部部长莫拉维茨基宣布将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并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此战略的理论基础。
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原来的新自由主义，转而采用新结构经济学呢?莫拉维茨基在我最近出版的《低水平先进国家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序中做了详细的解释。
波兰过去一直深受“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此来发展波兰的资本主义和福利。这一模式忽视了中东欧地区的历史和社会特殊性，也严重低估了后共产主义现实的本质及其影响。这种经典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尽管多年来一直都被奉为圭臬，但在中东欧国家并未真正发挥作用。结果是，所采用的政策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
2009年经济危机后，波兰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理论，并注意到新结构经济学。因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因势利导根据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以形成竞争优势，创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他们认为，这对波兰很有启发。
最新的经济数据表明，波兰的经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截至2017年5月底，波兰的失业率为7.4%，是198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42%的波兰人认为波兰目前的经济状况良好，这一比例也是波兰史上最好的成绩。
中国新闻周刊：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吗?
林毅夫：2008年到世行任职以后，我一直在推动非洲国家的发展，尝试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他们，比如埃塞俄比亚。它原来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地处内陆，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不好。之前，没有人相信它能成为制造业基地，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2011年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接受了我的建议，按照中国的经验，通过设立工业园、开展招商引资等办法，克服了软硬条件的瓶颈，在短短两三年内，迅速发展起了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制鞋和成衣等加工出口。如今，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多、最具有活力的轻加工业出口基地，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我国非常相似。
埃塞俄比亚的成功使得新结构经济学得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卢旺达、坦桑尼亚、吉布提、乌干达、塞内加尔、加纳、科特迪瓦、贝宁、尼日利亚、南非、伊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政府纷纷邀请我前去访问、讲学、提供咨询。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容易被接受呢?
林毅夫：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这些国家的转型都是以当时国际经济界的主流思想，也就是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结果呢，它们碰到的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速度比转型之前还要慢，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因此，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就会反思。
发达国家也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结果恶化了收入分配，并且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新自由主义也会反思。
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了中国和东亚经济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个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新的理论体系，他们自然会感兴趣。
那么，为什么国内反而不容易接受呢?因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做，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上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渐进双轨的转型，就是认为这种双轨转型方式会带来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当国内很多人看到了我国出现这些问题，就对号入座认为是我国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进行转型的结果，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的存在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所以，难于接受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过，他们忽视了存在于我国的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存在于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转型的国家，而且，这些问题在那些国家普遍比我国严重，我国的稳定和快速增长他们则没有。
为什么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的中心？
中国新闻周刊：新结构经济学被认为是中国学派的代表之作。很多人认为，它也是迄今为止经济学“中国学派”最完整的理论成果。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林毅夫：这是个拔高的、对我勉励的评价，我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据我们了解，除了经济学之外，这几年其他一些学科也有学者在做构建中国学派的尝试。你如何看这种趋势?
林毅夫：今年9月，我在北京大学文研院成立一周年的庆祝会上提出，北大的师生应该引领中国的知识界超越“西天取经”，践行本土的自主理论创新。
倡议超越“西天取经”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了解现代的、主流的、西方的理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西方主流的理论是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以他们的发展阶段、历史背景、文化、社会等等作为前提条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些前提条件大多不存在或是不相似，拿那些理论来指导实践，经常会出发点非常好，但是结果与愿望会有很大的差距。
实际上，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地区性的，具有一定时代烙印的理论。现在国际社会科学界认为先进的理论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因为发达国家的条件老在变，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也经常变化。如果发达国家提出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怎么能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呢?
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思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义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会，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我很高兴吾道不孤，国内其他社会学科也有学者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曾预言，21世纪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届时中国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林毅夫：那是1995年我为《经济研究》创刊 40周年撰文时提出的，从这二十多年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18世纪末到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不是英国经济学家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不是美国经济学家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为什么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时空的集中性呢?我想这跟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特性有关。经济学理论无非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是越简单越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就决定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社会科学的理论既然具有时代和地区特征，难免近水楼台先得月，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跟着转移到美国。
根据预测，中国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占全世界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25%左右，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中心。那么，中国的现象自然就是重要的现象，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自然也是重要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然会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我相信在其他社会科学也同样会是如此。(实习生袁睿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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