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对龙坐英来说就像是一场梦。这个43岁的彝族女人从没想过，自己会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和两间破旧的瓦房，去到一个陌生又新鲜的地方——那里没有庄稼地，也没有牛羊，周围的邻居换了一茬。
她在人生的下半场适应全新的生活。两年前，涉及贵州省水城县十几个乡镇的千户彝寨搬迁项目，把龙坐英在内的上千名贫困户推到了十字路口。
摆在这些农民眼前的是一道单选题：去，或是留。
玉舍镇甘塘村的龙坐英已经在过去的土地呆了整整38年，她在那里经历了人生的最低谷。五年前，丈夫因为酒精性肝硬化去世之后，这个只剩四个女人的家庭掉落在贫困线以下。
婆婆多病缠身，两个女儿还在上学，年轻的龙坐英只能独自承担这一切。荤菜在饭桌上越来越少地露脸，高海拔和低气温让便宜的土豆缩水到了正常体型的三分之二，却是一家最主要的口粮;用玉米打成的饭干涩又噎人，每咽下一口，都有一种剌嗓子的感觉。
生活的转折点来得没有一定征兆。有一天，龙坐英的大女儿突然问她：“妈，你有想过搬走吗?”
这个整日只知道低头面对土地和灶台的女人，从女儿口中开始感知着外界剧烈的变化，在大山外不远的海坪村旅游度假景区，政府给贫困户建造了一批新房子，他们可以免费搬进去住，还能在景区里直接就业，每个月都有1500元的工资。
她第一次思考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那时候，整个村庄都处在日夜不休的讨论中，不愿离开的人态度很坚定：如果搬走，没有了土地和房子，农民就没法生存。一位老人边摇头边摆手说：“1500元工资哪有我们的土地靠谱?农民有自己的地，才是最踏实的。”
起初，龙坐英对此也坚信不疑，这个农村妇女指望着家里的那四亩土地，一季起早贪黑劳作后种出的玉米和土豆，撑起了这个四口之家。尽管，这些作物一年下来只不过能换成二三十张百元钞票。
也是从那时起，村里多了拿着笔和本、整日在各家各户溜达的村干部身影。有人甚至在夜里12点发现，漆黑的山上，两道黄色的灯光在玉米秸秆的掩映下高高低低地起伏，那是村干部为了动员贫困户搬迁，又聊到了深夜。
不只是甘塘村，作为水城县规模较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之一，千户彝寨的覆盖面涉及周围十几个乡镇，许多村干部都在为这次迁徙而忙碌。他们想让更多的贫困户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地走出一条新路子。但后者，依然有着各式各样的担忧。
住在龙坐英家几百米开外的王克树，他举全部家当新建的房子马上就要完工，这个男人没事就喜欢眯着眼睛，站在自家宅基地前面，对着建设中的三间砖瓦房看得出神。他不敢想象，搬走之后眼前的一切被推土机摧毁的景象。“要是搬走，我这刚盖的房子就要被拆掉，你说换谁谁不心疼?”
在动员搬迁的那段日子里，连甘塘村村委会食堂的气氛都和往日有些不一样。刚从山上下来的村干部们磕磕脚底的泥巴，背着手低着头一个个地走进来，“扶贫政策是好，但有的人就是扶不起来。”一个村干部说道。
村文书刘顺安常去村民王三全的家里劝说，但下定决心要留守的王三全永远只有两个字回应：不搬。
他经常跑去城里打打零工，有时找不到活儿，就回来种地。这个男人并不想失去这样“稳定”的生活。
距离最后签字确认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了。村民们经常在聊天中互相打听对方的想法，他们都在观望，看谁做那第一个点头的人。
龙坐英迈出了全村的第一步。
前段时间的动员，让她的想法开始有些改变。听村干部说，搬走之后土地是不收回的，她还可以偶尔抽时间回来看看她的玉米和土豆。而且，在景区里的保洁工作，“就跟家里打扫卫生一样轻松”。大女儿也在饭桌上几次劝说，这个初中毕业后就跑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很清楚这次搬迁对于家庭和母亲的意义。一来二去，龙坐英最终下定了决心。
如今，她坐在新家的沙发上，时不时地低头看着身上穿着的工作服——一套彝族特色服装，胸牌上写着自己的工号。她每天的工作是把客房打扫干净，洁白的床单在龙坐英手中来回飞舞，她说：“这比家里的镰刀锄头轻松多了。”
龙坐英搬走的那一天，邻居管彦文叼着烟斗站在路边，冲她打了个招呼。这个男人说，自己一把年纪了，就算去了景区也做不了啥工作，自己只会种地。后来，他申领了一笔2000元额度的危房改造补贴，把他的房子简单修缮一下。
但按照政策规定，因为申领了这个补贴，他将失去搬迁资格。其实，当初在申领之前，有村干部去劝过他，但依旧碰了壁。“土地够吃够喝，再把这房子收拾收拾，我就没啥要求了。”面对这家很容易“满足”的贫困户，村干部一时说不出什么。
转眼，从第一批贫困户搬走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千户彝寨易地扶贫搬迁区目前有1006户搬迁户，来自甘塘村的有22户。这个村庄慢慢出现了分化，村干部越来越多地说起龙坐英的故事，每次听到这位老邻居的名字，不少村民都会停止争辩，低头不语。
刘顺安有时会开车去搬迁区里转转。看到那些坐落在山坡上的漂亮房子，他会掏出手机，拍下几张照片。
带着照片和对留守贫困户的关切，他又上山了。路上，迎面走来了几位贫困户，他们背着比人还高的竹筐，筐子里装满了刚割下的猪草。刘顺安一边打开笔记本，一边笑着迎了上去。
(苏州大学 董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