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之子因为日本血缘,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

中国青年报

毛银梅

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

镜头里,有人让老人毛银梅进屋拿个杯子,她却听成了被子,嘟囔着“拿不动啊”,缓缓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这个喜欢背着手遛弯的老人,会去房子边的沟渠掏树叶,会摘下新开的栀子花摆在床头,满室清香。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送来贺卡,可毛银梅拿着贺卡却认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贺卡拿反了。

那段“历史”的痕迹只在不经意间流露。来了客人,“欢迎光临”“请进”“请坐”……一个接一个的日语单词从毛银梅嘴里蹦出来。

毛银梅还会唱朝鲜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谣》,但她对着镜头说,当初离开韩国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她只记得分别是在火车站,战争年代,一切都是乱哄哄的,母亲在火车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么也追不上。有人从火车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冲过去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都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90多岁的老人哭了。

郭柯发现,当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他去寻访这些慰安妇老人时,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几乎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为何而来,能准确无误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访时“刀枪不入”的林爱兰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话题一转到亲人,林爱兰就开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紧紧抓着那个粉色塑料椅子,哽咽着告诉摄制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很快,还未满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越来越慢的镜头里,老人向郭柯展示着自己最难以示人的那段历史。

郭柯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导演,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高兴,毕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实际上,那一刻的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老人已经很近很近了,听她们讲那些伤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经历了一样。

李爱连已经彻底不把摄制组当外人了,老人午睡时会邀请组里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摄制组炸馒头片。

毛银梅院里盛开的栀子花味道清新,摄制组的人也很喜欢。老人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挨个分给摄制组的成员,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老人就拍拍对方的身子,让壮汉微微蹲下。毛银梅踮起脚,把栀子花别在摄影师衣服的口袋上,然后站在一边,“嘿嘿”笑。

毛银梅老人和摄制组在一起

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团队乘飞机、火车和汽车,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或长或短的拍摄过程中,他发现,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比如平静、善良和乐观,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

出发前他想过如何在不伤害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但事实上,当机器出现时,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里冒出来的是“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那些长枪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没有讲实话”。

“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口。”老人说。

出发以前,郭柯还上网搜索过慰安妇的相关资料。可当他点开搜索页面,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照片说明字里行间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这种形象绑架,像复读机一样,对着不同媒体说着同样的、“记者想要的料”。

“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如果远远地看,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郭柯觉得,“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摄慰安妇不就是该让老人提那些过去吗。可几个月近距离的拍摄,让他发现,老人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

在海南的拍摄过程里,摄制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因为被慰安妇老人的故事所震动,时不时探望老人,为老人购置药品和营养品。

曾经有一次,米田麻衣拿着一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慰安妇老人看,她以为老人会生气,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没了啊。”

米田麻衣对着郭柯的镜头留下了眼泪,“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日本姑娘说,“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甚至可能自杀。”

郭柯懂老人的选择。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谈了6个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里人也不会同意。36岁的时候,他决定看一辈子牛。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0多岁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叫嚣着“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他说。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对孙儿笑,对郭柯笑,对野猫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儿媳劝她,“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错。”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她不愿意回国,“都没亲人了”。她说,从慰安所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龙庆着急,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想来想去,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这个口袋放一点,那个口袋装一些,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老人年纪大了,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嘴里红红的,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龙庆想回去了,可老人说,“再转转,再转转吧。”

郭柯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圆,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圆心之外的亲人、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

毛银梅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

“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郭柯很气愤,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他平静地说。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他的镜头就拉远,飞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静静地飘过,雨哗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批评“没有故事”“没有层次”“没有起承转合”。

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22位主角轮番登场,没有时间轴,镜头远远的,只来得及“深情地凝视一眼”。

从拍摄结束到现在,3年过去了。这期间,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有投资人撤资,有发行方打退堂鼓,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批评。

一次,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业内的编剧评价《二十二》:“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纪录片,也需要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情节。”

他们的意见,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发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那些矛盾、冲突,其实都有。

在李爱连家拍摄时,某天,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摄制组当即决定,人员清场,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许久,老人小声问龙庆,门都关好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爱连一边哭,一边说起了当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饿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却没停。

后来,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开始哭泣,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凌辱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耳机里传来郭柯的声音,“龙老师,可以了,停下吧。”

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说,自己很倔,在市场面前,他也曾自我怀疑过,但从没想过低头。

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纪录片四处碰壁的那段日子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龙庆说,大不了片子就作为资料片保存下来,30年后一定有它的价值。

其实,剪片子时,郭柯也有过挣扎。他那些“导演的臭毛病”时不时冒出来,让他纠结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节、有节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里没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辑师廖庆松,对方问他“你为什么要迁就观众?”

“你拍这个片子是为了什么?故事性吗?”

“你为什么要剪得有节奏感?她们的生活是有节奏的吗?”

郭柯觉得自己醒了,他决定彻底放弃历史画面和解说词,“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剪辑团队翻来覆去啃完十多个硬盘,成片最终比粗剪版少了3分钟,却多了郭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内容。比如,一个固定的镜头竟然放了一分钟,没有任何节奏可言。按过去,镜头对准5秒钟后,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就打算切走了,“该考虑观众是不是烦了,该切个近景什么的”。

可是这次,郭柯突然觉得,“人的心灵没有节奏,就这样放着,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

剪辑片子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听懂广西话了。那个说着“眼泪都往心里流了”的韦绍兰在镜头前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真好”。

老人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在残破的土房子里,老人收到了摄制组送给她的毛绒玩具。那是一只红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属猴。收到礼物的那天,老人一个劲儿地拨弄着小猴子的尾巴,笑着说“真好玩”。

快走了,龙庆担心老人会不舍得,可瘦小的韦绍兰只是站出来目送他们远去,表情“非常平静”。她还给郭柯发了4个包着100元钱的红包,“过年了,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年关将至,拍摄结束后的每年腊月,郭柯和摄制组的代表都会来探望老人。

拍摄林爱兰时,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告诉摄制组,自己的奖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着急的样子让龙庆十分不忍,龙庆匆匆为老人寻奖章。

可是阿憨否认自己偷盗。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老人笑了,“就像个少女一样,特别羞涩,特别不好意思”。

和奖章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龙庆笑了,她跟老人说,这美元是假的。林爱兰又笑了,脸窝深陷,还躲着镜头。一旁的龙庆觉得老人“内心其实也很柔软啊”。

奖章的故事代替对战争的回忆,和喂养野猫的故事一道挤进了这部95分钟的纪录片。郭柯说,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三十二》以来,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