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燕说，他们对酒驾者的回访显示，“让酒瘾患者实现完全戒除并不现实，复饮率通常在九成以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理性饮酒。”
有人把AA的标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个酒鬼”。
加入“AA”
相比于许多嗜酒者，曹翔宇是幸运的。
2002年，曹翔宇三十三岁，身体全面亮起红灯，上过大学的父亲查了很多资料，带他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物质依赖科室看病。
验血报告出来，他是长期酒依赖患者。转氨酶正常值是低于40，他是400多，转肽酶正常值应低于70，他是2000多，其他指标没有一个正常，该高的低了，该低的都高了。
再喝下去，就是死。
他记得，接诊医生名叫郭崧，郭崧说了两句话，第一句令人宽慰，“酗酒不是你道德问题，这是一种病”，第二句话彻底断了他的念想，“要活着，你今后一滴酒都不能碰”。
曹翔宇求着郭崧开药，被对方告知，“没有用”。郭崧建议他去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AA)，作为最后的尝试。
郭崧是把AA引进中国的两位医生之一。
这个组织创立于1935年的美国纽约，自愿戒酒是加入其中的唯一条件。
2000年，郭崧和北大六院医生李冰参加了AA世界大会，他们看到来自不同国家6万多名已经成功戒酒的AA会员，沿着布满酒吧的街巷缓缓而行，却没有一个人想要喝酒，两个此前从未治好过酒依赖患者的中国医生决定把这个戒酒模式引入中国。
那时，AA刚刚来到中国一年多，有人通过这个戒酒组织停酒近两年，这让曹翔宇看到了希望。
第一次参会是在医院里，许多人穿着病号服。大家一起读书、发言，初入协会的曹翔宇不相信这些，“感觉不是卖假药的就是邪教”。
将信将疑，他参加了好几天会议，和大家一样，每次发言前，都说一句开场白——“大家好，我是一个酒鬼”。正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人说出这句话，花了两个礼拜。
曹翔宇听到了很多人的过往，他感觉自己找到了同类，坐在这里的人谁也不会看不起谁，“都是病人，是永远变不成鲜黄瓜的酱黄瓜”。
和“戒友”们一起，他觉得自己有救了，在会上分享自己的过往，看AA的书籍，每天给老会员打电话，开头便说“今天，我没有喝酒”，结束时说“谢谢”。
曹翔宇如愿停酒了，整整一个月。一切都很好，老会员打来电话，他只重复，我病好了，不想喝酒了，不用开会了。
他又一次低估了酒精的魔力——“它狡猾、令人困惑而又力大无比”。
“怒开会”，“狂开会”
复饮是一件猝不及防的事。离开AA没几天，曹翔宇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又喝上了，一喝就是几个月。他心里舍不下那瓶酒，不断诱惑自己，再试试，再喝点儿。
2003年3月4日，那是曹翔宇最后一次喝酒，吐胆汁时，他忽然想通了戒酒会书籍里的一句话：要有强烈的戒酒愿望，为驱逐那无情的瘾癖在所不惜。
自己戒酒失败，是因为愿望不够强烈。
和曹翔宇一样，许多嗜酒者在进入AA第一年会自我感觉很好，认为自己的品德、精神状态比正常人还好，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这段“与AA的蜜月期”，被嗜酒者称为“粉红色的云”。
有会员曾经这样描述“粉红色的云”——我迎着初升的太阳，CD里播放的“show must go on”，慈祥的阳光直穿我的灵魂，脑海里产生了令人震撼的幸福感，我无法自控的号啕大哭，一个声音在脑中提醒我，记住这个时刻，记住这个体验。我嘴里念叨着，好吧，好吧……
曾经有会员迷失在“粉红色的云”里，觉得自己是“正常人”了，拿起酒瓶喝了一口，一喝就是八年。
从那以后，曹翔宇严格按照老会员说的做，“怒开会”，“狂开会”，七点开会，三四点就到会场等着。
随着停酒时间变长，嗜酒者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注甚至超越了对“停酒”本身的关注。他们在会上除了说酒，说关于酒的过往，还会开始分享，自己如何变得更加平和——“今天，我站在斑马线过马路，是绿灯，有人朝我乱按喇叭，我也没生气”。
有时，曹翔宇觉得来开会其实是一种心理强化，每天提醒自己：我是什么人，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我不能让自己忘了，我到底干过什么。
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医生盛丽霞的说法：戒除酒瘾心理治疗是有效的，目前，国内很多医生不明白酒依赖是怎么回事，所以才通过互助组织来完成“心理治疗”功能。
数据显示，AA共有会员216万，10万多个小组，分布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19个省份有AA互助小组，他们还有QQ群，以及网络会议。
至今为止，没人能解释清楚，这个通过聊天谈话的组织，如何控制住人们喝酒的欲望。
但它的确行之有效，截至目前，中国最老的会员戒酒已经18年。
坚守沙做的堡垒
许多嗜酒者有过类似错觉：眼前这糟糕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喝酒，只要我把酒停了，一切都会自己变好。
他们忘记了，酒依赖不仅是生理上的瘾癖，还是心理上的嗜好。
曹翔宇发现，嗜酒者对物质容易形成依赖。戒酒后，有人迷上喝可乐，每天喝十瓶;有人迷恋上食物，一直吃，吃到吐为止;有人把注意力转移到游戏上，下雨天走路也要给手机套上塑料袋玩游戏。
68岁的钟启明已经戒酒18年了，是中国最老的AA会员之一，戒酒后的生活并没有从此美满幸福。
因为酗酒，儿子从上高中开始到大学毕业，将近八年没有叫过他一声“爸”，期间，这对中国父子还发生过肢体冲突。
他试图“补偿”，假期专门约了儿子在常去的小饭馆，聊了两个多小时，郑重道歉，儿子听完他的陈述，情绪激动，“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是酒鬼，我不是”，说完就冲出了店门。
最好的道歉，就是滴酒不沾。
为了保持清醒，钟启明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当志愿者，整整九年。他每周都去帮助嗜酒者，眼前的病人就像多年前的自己，身材走样，精神痛苦，看着他们，脑子里警钟长鸣，“想要好好珍惜清醒的每一天”。
在戒酒的第十四年，曹翔宇感觉生活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平静”。白天，他是一家企业的副总，在公司受人尊敬，拥有着可观的财富和地位，晚上七点到八点，他会出现在AA会场，一遍遍自我提醒，“我是一个酒鬼”。
曹翔宇说，他很清楚，自己离酒的距离永远只差一个胳膊，它获取起来是那么方便，那样随处可见。
每天，心情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像个孩子，坚守着沙做的堡垒，防止被海浪摧毁。
(文中所有嗜酒者皆为化名。感谢清华大学博士生孙璞玉对此文的贡献)
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 罗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