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膨胀学历”催生 调查:76.71%的人考过或想考研

中国青年报

家长认为本科毕业就业难,被迫走上考研路

2016届毕业生韩莉已经是考过两次研的“老手”了,父母希望她将来进国企工作,因此强烈要求韩莉考研,学校专业都不限制,拿到硕士文凭即可。“我的父母认为,除了国企和央企,其他公司都不是‘正经’单位,而现在国企和央企对学历要求又比较高,本科生几乎没有机会,所以他们让我考研就是硬性要求。”她说。

韩莉本人对于考研的执念没有那么深,她承认自己这两年的备考没有尽自己百分之百的努力,“两次考研都是从4月开始准备,一开始斗志昂扬,可是越临近考试心态越放松”,她表示,如果这一次考不上自己报考的学校专业,不会接受调剂,“我不想为了一纸文凭,去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韩莉说。

现在,考研的分数线还没公布,韩莉已经开始投简历、找工作了,她认为做两手准备,心里不慌。然而,韩莉的父母早已暗示她,这次如果还没考上,今年年底就继续考。

李芮在安徽一所211高校读研,她将在今年6月毕业。已经找到一份工作的她,对妈妈既感激又有点儿埋怨,“很感谢我妈妈两年前‘逼’我读研,在找工作时,我才意识到硕士学历的重要性;但我又有点儿怪我妈妈,当年她应该‘逼’我报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2013年9月,李芮在安徽一所非985、211的普通高校读大三,从那时开始,她的妈妈就要求她本科毕业后必须读研。“当时妈妈给我两条路,去香港读研究生或者考研。”做好本科毕业直接工作准备的李芮,非常抗拒妈妈的要求,“当时我妈妈采取了减少生活费的方式‘逼’我,从原本每个月1500元一点点减少到每个月500元。好在我有些积蓄,坚持了一阵子。直到2014年4月,我‘投降’了,决定听妈妈的话去考研。”

在李芮的妈妈看来,非985、211的普通高校毕业的本科生就业很困难,尤其是她希望女儿留在省会合肥,可能就更难了。“我妈妈所在单位同事的孩子几乎都是研究生毕业,我的堂姐们也是研究生毕业,她可能也有点儿攀比心理吧。”李芮说,“当时妈妈表示,如果我第一年考不上,就供我再考一年。她说,‘也许你现在恨我,但我必须管你’。”

经过了半年多的准备,2015年春天,李芮顺利地考上了安徽一所211高校,“我就是‘混学历’的,所以读了专硕。”即将毕业的她,在2016年底找工作时,才明白妈妈“逼”她考研的良苦用心。

“没找工作时不觉得学历多重要,找工作时发现有的单位招人时‘明码标价’,硕士学历工资明显高于本科学历,甚至有的单位直接写明‘只招本科以上学历’。”李芮说。

以2015年数据为例,麦可思研究院公布的薪酬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本科生的平均薪资在4364元,硕士生平均薪资为6503元;二线城市,本科生平均薪资为3692元,硕士生为5436元;其他城市,本科生平均薪资为3162元,硕士生为4821元。由此可见,硕士学历可以获得更高的薪资。

李芮告诉记者,“我挺庆幸自己读研的,不过还有一些单位明确招‘学硕’或‘985、211高校毕业生’,我又觉得自己的身份有些尴尬了,妈妈应该‘逼’我再狠一点儿。”

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考研族仍需要更多理性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考研人数“激增”,一方面因为在职研究生纳入统考。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以及我国的“学历情结”依旧存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在接受采访时介绍,30多年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很低,高等教育就是精英教育;1999年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现在,甚至有的地区几乎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总体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进入某个具体专业领域的要求也有所提高。就会出现以前是本科学历的人做的工作,现在接收硕士学历甚至博士学历的人。”在李奇看来,所谓“学历贬值”,与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密切相关。

熊丙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用人单位对学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令不少学生把提高自身的学历层次,作为考研的首要目标,并把提高学历层次与提高竞争力等同起来。这其实助长了对研究生学历的畸形需求,并不利于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他指出:“要让考研回归理性,还需要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消除社会的学历情结,才能打破人才评价中的唯学历论。”

熊丙奇认为,研究生报考热,带有极强的短期功利色彩。“目前在就业形势严峻、社会‘学历情结’的包围中,考生们是难以进行理性选择的。”他建议:“要切实推进研究生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建立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同时,扭转我国社会,尤其是公务员招考、国有企事业等单位招人中存在的唯学历论,才能引导学生理性选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瑞、张新业、刘一苇、郑凯、韩莉、李芮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范雪 天津科技大学 王莅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