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2017年总需求的因素中，应关注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特别是短期刺激政策的影响。2016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15.7%，如果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能够维持16%左右的水平，假定GDP增速是6.5%，我们的计量模型表明，财政赤字率会达到4.7%，多数人可能认为，政府肯定不会通过这个水平的财政赤字率。但这里指的是实际财政赤字率，包括把地方政府诸如明股实债的PPP项目以及政府引导基金、专项基金、政府产业基金等都计入实际财政赤字，还包括当前部分地方政府的违规举债，不限于政府部门公布的财政赤字率。从我们的模型分析还可看出，随着政府财政赤字率提高，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效果正在逐步减小，同时财政赤字率与通胀率都将快速升高。所以过度财政刺激政策可能的后果是，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但代价是政府的实际杠杆率上升。另外，CPI变化既受财政刺激力度的影响，也与服务业等领域的价格改革及进口商品价格的滞后传导有关系。
基于上述原因，总体对2017年宏观经济有以下初步的判断：
第一，达到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物价总体相对稳定。CPI上半年较低，下半年相对稳定，当月同比波动性较高；PPI呈前高后低态势，主要受高翘尾因素影响，PPI同比可能先较快上行，后转为平稳上涨。
第三，随着服务业发展，就业总体压力不大，但区域、行业、企业就业情况分化趋势凸显，结构性失业可能增多。
第四，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相对稳定；
第五，2017年继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有利于供给侧改善，但受终端需求改善程度的约束，上中下游行业库存去化步伐可能放缓。
关于风险，国际上应关注美联储快速加息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国内应关注金融市场去杠杆过程中的风险。
很多人喜欢把特朗普和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相比，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里根时期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只有20%，现在则占到100%以上；当时是高通胀，通胀率达到9%以上，现在的通胀率较低；当时的经济增长水平很低，现在的经济增长率为3%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进一步以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出现什么情况？从中长期看，美国依靠IT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衰减了，生物科技和其他高科技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没有开始。原来指望能大展拳脚的页岩气，由于石油价格因素，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拉动经济的动力。尽管美国企业的盈利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劳动参与率在下降。所以耶伦在一次演讲时曾提出，美国经济要保持一定的泡沫，维持一段时间低利率，这样可以让更多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目前经济和金融市场中已存在泡沫，资金也在从债券向股票流动。2008年以后，在金融市场不断加杠杆的情况下，现在股票价格已经够高了，快速提高利率会对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值得我们深思。当然美联储的政策空间也不大。同样，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中一些金融机构不断加杠杆，博弈中央银行救助金融市场波动投机行为越演越烈，在引导金融市场主体去杠杆的过程中，应避免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关键在于推动市场主体主动去杠杆。
经济转型中政府应保持战略定力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战略定力非常重要。由于习惯以GDP来评价、以传统行业来看问题，导致对我国经济的认识存在偏差。
第一，我国经济转型已有向好的迹象，对增长目标过度关注，反而会加剧矛盾，固化原有结构性问题。目前，在简政放权和鼓励“双创”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在进一步优化。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比上年提高4.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继续快于工业，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连续两年超过50%。2016年一般贸易出口占比为53.8%，贸易方式结构有所优化。同时，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我国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的占比上升很快，2015年达到13.8%，2016年1—10月进一步上升至17.7%。节能降耗成效较突出，201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5.0%，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此外，新成立企业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就业总量也不存在问题。
上述一系列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出现向好的迹象，应该更多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地在制定和执行规则和标准上发挥作用，真正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结构性调整。从2016年经济情况分析可以看出，过度刺激的经济政策使得资金仍然流向了那些过剩产能行业，从而固化了结构性矛盾，以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来刺激经济，实际上是以政府的手来操纵价格，并没有真正反映市场的情况。关于房地产的去库存，目前主要是以短期行政性政策来控制房价上涨，从中长期来说，政府仍然需要用房地产税和土地供给制度改革来真正解决问题。对于金融市场上的去杠杆问题，不仅仅要靠货币政策来解决，更需要在货币政策之外深化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改革以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当然，货币政策也应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去杠杆。
此外，也不能让机械的目标束缚政策，影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实现经济增速在一定水平之上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我国社会就业状况；人民币汇率水平不重要，关键是汇率波动要有弹性。如果不实事求是、因势利导，而是机械地、固执地坚持教条，只会强化扭曲，这些扭曲最终要么反映在房地产、过剩产能和金融市场的问题上，要么反映在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上。
第二，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前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稍有波动，就引起很多人的担心。人民银行研究局基于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后发现，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贬值5%，实际与名义出口将分别一次性增加0.14%和4.76%，一年累计增长分别达到0.35%和4.51%。如果名义有效汇率一次性贬值5%，实际与名义出口分别一次性增加0.15%和5.06%，一年累计增长分别达到0.37%和4.8%。如果实际有效汇率一次性贬值5%，实际与名义出口将分别一次性增加0.18%和6.28%，一年内累计增长分别达到0.46%和5.93%。从基本面看，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要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在短期影响汇率走势，但其在某些程度上受预期、心理因素影响，波动性比较大。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不认同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调整的观点。不过，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富有弹性及外汇市场的完善整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合理范围内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是正常的。
第三，在维护金融稳定和防金融风险的态度上，也应有所转变。“防金融风险”主要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如果过度追求金融稳定，必然会让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反而会导致小风险不处理最终酿成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