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向命运投降
这些人的核心愿望，是废除“二十四条”。
因“二十四条”而负债者，并非没有成功摆脱的，但为数极少。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李秀萍麻利地从绿色的电脑包里掏出一本彩色打印的调查报告，指着其中一页里标红的小字说，“群里进入执行阶段的335人的案件中，只有1.8%翻案了。”
在她看来，靠个案的改变没办法解决“受害人”频繁出现的问题，“毕竟成功摆脱问题债务的人‘凤毛麟角’”。
李秀萍是“二十四条公益群”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群规的起草人。他们称之为“核心价值观”。
所有新人进群前，都被要求先阅读群规，如 “本群坚决反对以拦轿喊冤的秦香莲形象代言群体受害者”。
当有人在群里一味地寻问解决自己个案的方法时，她会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遭遇‘被负债’，不是你的错，但是依然不思学习等待天降奇迹，继续法盲下去，以为能等到‘二十四条’自动废止的那一天，确实没必要入群。”
她希望呼吁带动更多的人，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对“二十四条”的意见。她觉得这些人有发言权。
这个自称“曾经迷恋王尔德的老文青”，现如今被群友戏称为“特蕾莎修女式的人物”。
她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是这个群里的“守夜人”，可也会被群友认为她“太过理性了”，甚至有点像个“外人”。
但在风平浪静的海平面之下，她的命运正在遭遇暗流。2013年，前夫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欠下300多万元的债务后离开。她负担的利息每天就要500多元。
如今，她的工资已被冻结，3个月没有领过1分钱。五道口附近的房子也已经被查封。她还患上了甲状腺恶性结节，靠着姐姐借给她的钱度日。
“所有的朋友都渐渐离开了我，当你‘被负债’后，如果还有朋友，只能说你负债还不够久。” 她面带笑容对记者说，“最后每个人都会怕你是来借钱的。”
可在一件事情上她不怕花钱。为了去游说更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她的包里总装着100多页批评“二十四条”的材料。重要的部分都被打成了彩色。
为了拿到3角5分钱打印一页的价格，她会特意跑到附近的清华大学校园里去打印，一打就是100本。版本总在更新，有时旧版的材料没有发完，新版又要打100本。
她不断告诉群友，要“修法”靠的只能是“笨拙的精神”，没有捷径，也没有“蛋糕”可分，“因为‘蛋糕’本身就不存在”。
在她看来，“历史中的受害者群体注定不是有形的”，只是起到黏合剂和混凝土的作用，黏合凝聚起真正能够撬动起各方资源的地方。“大家一起低着头走，也许走着走着就走出一条路来。”
群里的成员也确实在“笨拙”地努力着。
有人为了联系一位本职是医生的人大代表，就托关系找人挂号，连续两个月每周都去医生那里看病。
有人在联系上人大代表之后，纠结应不应该发个短信提醒一下，结果全天都陷入到内心斗争当中，当收到回信后，兴奋得“整个人都蒙了”。
还有人依然在坚持给法院的法官邮寄自己手写的信件，告诉他们“二十四条”的危害。其中一位寄信人的工资已经被法院“执行”，从1000多元的生活费中拿出钱寄信，两年寄出1000多封，最多的一天寄出了120多封。
“这是在人被毁灭时最卑微的表达，拒绝向命运投降的姿态，虽然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但至少表示个体没有投降。” 李秀萍说。
判出一条“生”路
李秀萍曾经给湖北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王礼仁写信，希望他把过去剖析“二十四条”的文章标题《判出一条路》改成《判出一条生路》。
作为最早批评“二十四条”的法官之一，王礼仁对于“二十四条”的问题并不留情。他称“二十四条”为“癌症性”的，是“国家一级法律错误”。
在王礼仁看来，作为司法解释的“二十四条”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是相对立或割裂的。法条中说：“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王礼仁对记者解释，在一方不愿偿还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又不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这就导致“婚姻关系是个筐，任何债务往里装。”
在他看来，真正要解决问题，只能是通过法律程序，废止“二十四条”，重新构建规则。或者“判例抵制”，即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抛弃或绕开“二十四条”推定规则，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第十九条和家事代理原则以及公平的举证规则判决。这样可使“二十四条”名存实亡。
现任长沙市雨花区检察院检察长马贤兴第一次知道“二十四条”的时候，也认定了它是有“原罪”的。
当时，他还在宁乡县人民法院当院长，一位基层公务员找到他说，前妻炒股赌博，欠了很多外债后“人间蒸发”，他却不断被告上法庭。一笔75万元的借款他实在无力偿还。
这位公务员不断申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子发回重审，宁乡县人民法院迟迟没有判决。
宁乡县法院重审合议庭的意见是“借款金额较大且未用于家庭生活，应该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可当时的庭长并不同意改判。
马贤兴找来当时的庭长问她：“有法律依据吗?”
那位庭长拿出了“二十四条”。当他看到“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他惊讶极了。
“中国自古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用‘应当’怎么能这么草率呢?”他接着往下读，他又看见这条司法解释规定的两个“例外”情形。
后来，他把这两个例外比作“聋子的耳朵”，只有装饰价值，“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况”。
他当时主张，这个案子应该改判。庭长提醒他“这样改就要翻盘啊”。他的回答是：翻盘就翻盘，要实事求是。
他认为，一些司法裁判人员因为有了“二十四条”，抛开上位法，不去对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作考察，直接机械地套用“二十四条”。
现在，马贤兴把“二十四条”的问题比作皇帝的新装。“‘二十四条’已经产生了这么多问题，有些专家学者还说没有问题，关键是放不下面子。”他说。
李秀萍比任何人都清楚，无论“二十四条”在何时得到修正，仍旧会有一批人“倒在黎明前”，只是人数多少的问题。
她不止一次告诉群友，要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案子就这样“死掉”，“只要能够撑到黎明，生活也许还能改变”。
实际上，不少人的财产已经被“执行”。很多人的后半生，注定要背负巨额债务生活。但他们在呼吁废除“二十四条”的时候，甚至比一些涉诉的人还要努力。
武汉的一位小学老师，刚刚进群的时候，只是想着是怎么去解决自己的案件，咨询有关专家。但看着群里那些像自己一样被“二十四条”框住的人时，她想这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了。
“适用‘二十四条’的案子越来越多，意味着里面可能有更多受害人。” 她说。
如今她负债百万元，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月只有1400元的生活费。
这位教师表示自己的努力中也有“私心”：“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被‘二十四条’框住。要不然我都不放心她嫁人。”
对孑然一身的李秀萍来说，那套被查封的房子是一种寄托。
每次进门后打开灯的一瞬间或出门前锁门的一瞬间，她脑子里都会冒出自己瞬间就会流落街头的想法。
活在“二十四条”阴影下的近4年，她形容就像身处一个无法选择的长夜。
同道者纷纷告诉她，如果在大家的努力下，“二十四条”被废止了，他们还想继续做公益。但她想的是，自己其实不是喜欢扎堆儿的人，“希望我的余生还能有机会安心回归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简单活法”。
(文/ 兰天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