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纪委官网的一则头条消息，从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篇题为《中央纪委上半年谈话函询中管干部507件次》的稿件中，中央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张均玉介绍，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一方面保持执纪审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另一方面把更多精力放到第一种形态上。对反映党员干部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一般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谈话函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今年1至6月，中央纪委处置反映中管干部问题线索中，谈话函询507件次，比去年同期增长60.4%;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42341件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44.2%。
看完您该恍然大悟了吧：原来，中纪委现在忙着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呢!去年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福建考察时，首次提出了要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事实上，在“四种形态”提出之前，各级纪检机关也都运用了这“四种形态”，但在他们的工作量中所占的比重，恰恰与老王提出的比例是反的。因为第四种形态“执纪审查”，也就是坊间俗称的“打虎”，是最容易看得见的工作成果，往往“老虎”落马时证据确凿，突破起来并不难。而第二、三种形态一般来说因为是党内处分或组织调整，因此往往并没有对社会公开，所以知晓度也没有第四种形态那么广。
与之相比，作为第一种形态的“谈话函询”则是难度最大、最难以体现“政绩”的一项工作了。因为执行第一种形态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一般性的问题，问题线索模糊、程度较轻，绝大多数都够不上纪律处分，因此被谈话函询的对象往往并不那么配合，这对于执行第一种形态的主体来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今年初在山西采访时，就有一名厅级干部，半年内先后五次被省纪委进行问题线索谈话，一直到最后一次才做通思想工作，坦承问题、积极整改。
那么，既然第一种形态难度这么大，为啥中央纪委却要加大力度，把更多精力放到这上面来呢?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谈话函询是从严治党的常态，是纪检监察机关践行第一种形态的重要抓手。通过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从小处抓起、从日常抓起，发现错误苗头，及时谈话函询，使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不犯严重错误，体现的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真正的关心和最大的爱护。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起来，真正管住绝大多数，实现管党治党“全面”和“从严”的有机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24日，中央纪委网站“学思践悟”专栏文章《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用好第一种形态》中介绍，衡量从严治党的成效，不能只看执纪审查的数量，更要注重谈话提醒、函询诫勉了多少党员干部。中央纪委把握运用“四种形态”，一方面保持执纪审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另一方面把更多精力放到第一种形态上。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有的是中央纪委领导直接去谈，有的是委托省委书记谈，有的是中央纪委副书记陪同省委书记谈，谈话的同时还要请本人对反映的问题作出说明，体现党内监督的严肃性。过去，许多反映笼统的问题线索被搁置暂存，现在要本着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约谈本人，要求其写出情况说明。谈话函询之前和之后都要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函询结果要由本单位党委书记签字上交，并纳入本人廉政档案，有的还要在民主生活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映不实的予以澄清，对如实说明且反映问题并不严重的给予了结，让同志放下包袱。对与组织掌握的情况不一致的，要进一步核实，对不如实说明、欺骗组织的要严肃处理。
从上文可以看到，中央纪委对执行第一种形态高度重视，中央纪委领导多次亲自出马谈话，有的时候还要和省委书记一起谈。这也让被谈话对象充分认识到，这样的“谈话”不是普通的谈话，不是“小事”，决不能敷衍了事、蒙混过关。据悉，就有个别中管干部因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不珍惜组织多次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和书面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最终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离开了原先的重要岗位。
现在，您已经看明白了吧，中央纪委没有公布“打虎”信息的这些日子，也并没有闲着：包括中央纪委领导在内的很多同志在忙着执行“第一种形态”，这些工作尽管不会向社会公布，但的确工作量大、卓有成效;执行第二、三种形态的许多工作，例如组织处理、重大组织调整等也不会由纪检机关来公布，但这其中也饱含着纪检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至于第四种形态，虽然这两个月没有公布消息，但工作人员也许正在核查线索、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没准很快就会有新的消息发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