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对于杨胜刚的这个大家庭来说，喜庆中略带悲愁。因为一位重要家庭成员，黄灯的婆婆在去年过世了。
黄灯说，是婆婆最后的时光促使她有了书写这个家庭的冲动，婆婆辞世时86岁，黄灯在文中写道，婆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黄灯说，婆婆去世时一直挂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几年白白辛劳的大哥。“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觉得很难过，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遇到了麻烦，她心里也难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的工钱拿不回来，她也难受，其实她才是最难受的。”黄灯说。
这次回家，黄灯会照例塞给嫂子些钱，这是她对这个家庭仅能做到的回馈。当她要离开的时候，畅畅还是没有等到工头发出的确切消息，而路边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畅畅
人物关系：杨胜刚大哥的孩子
黄灯的侄子侄女虽然只有20多岁，却都已经为人父母，黄灯嫁来杨家时，他们才十几岁，虽然黄灯和杨胜刚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够接受更高的教育改变命运，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时，两个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没有那些学习的气氛，反正我们当时读书我记得，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畅畅说，“反正在家里没大人管嘛，靠爷爷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听课，要睡的睡觉，打的打牌。”
跟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没有再经历父辈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为离家打工觉得亏欠孩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们并不知晓。畅畅还记得爸爸唯一一次对他发的火。“当时我好像有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到时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乐日子很快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和父母当初因为生计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畅畅他们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的打工生涯。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见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让他无法应付工作中出现的状况。几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辈从事的老行业，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畅畅才体会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
杨幼林
人物关系：丰三村村书记
3月的江汉平原，已经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但是大片的农田都还是荒芜的状态。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出外务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种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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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村书记杨幼林介绍，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里的耕地集合起来，流转出去，农户收取租金，这是上面支持搞的实验。记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转协议，协议分两份，一份是村委会和农户签的，一份是村委会和企业签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据说，这个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出去，接手的是两家企业，一家是养牛，一家要搞生态旅游。
杨幼林说，他们的村子是因为靠近大路才有人愿意来投资，那些不靠大路的村庄没人投资，任由农田荒芜。杨胜刚的同学李朝辉就是县里请回来的老板，他的生态园二期还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链接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 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